最浓最深天山情——纪念父亲王恩茂诞辰100周年

热爱一片土地，倾其毕生精力而不渝。这就是40余年，父亲对新疆的情感写照。

40余年，父亲的足迹走遍天山南北。他事无巨细地呵护照料着这片土地，俯首孺子牛般地耕耘着这片土地。今日，在这片土地上他的音容笑貌仍鲜活如昨，却不想天山已伴他长眠12年！

2013年5月19日，如果父亲还活着，就是100周岁了。少有人活100岁，但一个人如果肯倾其所有地为他所热爱的事业、热爱的土地奉献生命中的40年，那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父亲从1949年10月入疆的那一天起，就把这里当做了他的故乡，他的家。他在新疆这个边远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战斗、工作、生活了40年，这在同级别的汉族领导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父亲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深情地说，我热爱新疆，热爱新疆的各族人民，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愿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终生。

父亲两次主持新疆工作，加上在吉林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时间，共计达25年，是新中国任省（区市）委第一书记时间最长的，特别是“文革”后又返回原地区担任第一书记，在全国也是没有先例的。

父亲很早就牢固树立了长期扎根新疆的决心。在进军新疆的途中，父亲给我的弟弟取名叫北新，在喀什、乌鲁木齐，又为以后出生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取名北长、北建、北难。意思就是要克服困难，长期建设新疆。

父亲在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时，每天上班后要利用半个小时学习维吾尔语。作为领导干部，没有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民的深厚感情，没有长期扎根边疆的思想准备，是不可能下那么大功夫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

父亲一贯重视新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完成平叛剿匪，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任务后，针对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主持制定了新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拉开了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20世纪60年代初，他提出社会主义农村“五好”建设（好条田、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带、好居民点），为新疆广大农村建设描绘出美好的蓝图。当时的新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是新疆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经济总量虽然不高，但人均在全国属中上等。特别是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几位，甚至比北京，上海，江苏等发达省市地区还高。即使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新疆还安置了120万人，调出数亿斤粮食、数万吨油料支援甘肃、河南等地区。

（二）

父亲在担任新疆主要领导的同时，还长期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对新疆军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9年秋季，在王震将军的指挥下，父亲与郭鹏军长率领二军爬山涉水、历尽艰险进驻南疆，把红旗插到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

他牢记毛主席对驻疆人民解放军“要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教导，带领广大指战员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帮贫解困、推广农业技术、节衣缩食、办厂开矿、支持地方建设，减轻各族人民的负担。

1953年5月，父亲主持了驻疆部队的整编工作，进一步明确了驻疆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的职责任务，使驻疆部队的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62年父亲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与军区其他领导一起，组织指挥了中印边境西段反击作战。参战部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涌现出罗光燮、司马义·买买提、王忠殿等战斗英雄和谭树恒、艾买提·托乎提等一等功臣。

父亲退居二线以后，仍然关心部队的全面建设，为提高部队的文化知识水平，军区委托新疆教育学院举办第一个大专班，父亲亲自协调并在开班时到会讲话。

1985年，全军精减整编，南疆军区撤销。父亲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多次向中央反映恢复南疆军区的必要性，不久南疆军区恢复，在巩固边防，维护稳定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三）

父亲是兵团首任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对兵团的组建、发展、恢复、壮大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新中国的军垦伟业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与自治区、军区领导一起，从屯垦戍边、发展稳定的全局考虑，认真研究、科学论证，明确了兵团的人员组成、干部配备、范围布局、领导关系、目标任务等重大问题，于1954年10月组建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儿女发扬南泥湾精神。一手拿枪，一手拿坎土曼，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千古荒原变成了塞外江南。到1966年，兵团已开垦荒地1200万亩，人口发展到148万，工农业生产总值占全疆的1/4以上，成为新疆发展经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的重要力量。

1981年父亲重返新疆工作以后，根据王震同志的提议和小平同志的决定，主持了兵团的恢复工作。为了兵团的长远发展，父亲排除干扰，坚持把一些效益较好的农场划归兵团建制。由于在兵团领导干部选配上存在不同认识，父亲亲自给胡耀邦总书记打电话，反映这些老同志的特点和长处，中央最后接受了父亲的意见，批准了兵团的领导班子，保证了兵团恢复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

早在南疆工作期间，父亲就积极介绍许多优秀的民族领导干部如：赛都拉·赛甫拉也夫、买买提明·伊敏诺夫等同志入党。每次到北京开会，父亲总要看望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新疆少数民族干部。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照顾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的生活习惯，父亲专门安排，从新疆调运了两群活羊在北京饲养，使他们的生活改善有了保障。为了玛依努尔·哈斯木同志工作、生活的方便，父亲亲自批示为其解决了工勤人员等问题。包括铁木尔·达瓦买提、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阿木冬·尼亚孜、贾那布尔、巴岱、曹达诺夫·扎伊尔、司马益·牙生诺夫等一大批优秀的新疆少数民族干部，都亲切地称父亲为伯乐、导师、引路人、贴心人，尊敬的良师益友，我们的好书记。他们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既是工作上的同志，也是生活中的挚友。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父亲把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新疆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常抓不懈，一以贯之。他相信和依靠新疆各族人民，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致力于实践和发展党的民族理论，大力倡导民族团结，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为维护和发展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确保边疆长治久安，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做了大量基础性、开创性的工作。

在父亲的倡导下，1982年11月新疆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之后又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这些都是在全国开了先河之举，从而使新疆的民族团结工作逐步走向了经常化和制度化。

父亲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策动的民族分裂活动，以及民族分裂主义危害祖国统一和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本质有着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针对境内外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对新疆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现实，父亲以非凡的洞察力和过人的胆识，力排众议，明确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父亲多次打电话或当面向江泽民总书记表明自己的看法，又反复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责任意识，坚决相信和依靠各族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毫不动摇地与民族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为后来新疆的反分裂斗争指明了方向，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五）

父亲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工作认真负责，常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几乎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他的讲话稿、报告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动手，不让秘书和别人代笔。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当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前从未休假和疗养过。记得小时候好几次过春节，全家人等着父亲吃团圆饭，直到天黑以后很久父亲还未回来，我们这些孩子不懂事，嚷着肚子饿，母亲无奈就让我们先吃了。父亲回来遗憾地说，真没办法，事情太多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道路条件很差，父亲下基层都是坐苏式吉普车，忍着剧烈的颠簸，冒着酷暑严寒一走就是数百上千公里。他曾骑着马，克服高山反应，顶风冒雪，深入到边远的塔什库尔干，在毡房里与塔吉克牧民亲切交谈，嘘寒问暖，共叙家常。

吐鲁番是著名的“火洲”，夏季气温常常高达40多摄氏度，父亲在那里参加生产劳动半个多月，每天劳动10个小时，他都以坚强的毅力坚持下来。

父亲在昌吉长胜大队蹲点时，特意选在最穷的维吾尔族农民吾守尔家里，吃的是包谷馕、煮土豆，偶尔有点咸菜，住的是土坯房，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1985年5月，父亲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又翻山越岭去了巴音布鲁克草原。因途经达坂高山缺氧，大雪阻路，加上数天的劳累，回来后又忙于工作，没有注意休息，以致犯了心脏病。经过医生再三相劝，他才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在医院里他也不安心休息，不是阅读材料、批阅文件，就是听取工作汇报，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是个需要休息和治疗的病人。

父亲既有军籍，也有军衔，完全可以领取军队工资，因为军队工资比地方高很多，父亲就低不就高，坚持拿地方工资，直到1969年离开新疆之前都是如此。父亲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享受也就是与老战友一起吃顿狗肉。在退居二线以后，父亲才有时间和家人老战友打打扑克，玩的还是在延安时期学的那种“百分”。

父亲一生大公无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和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六）

小时候父亲就教育我们要继承革命传统，不要有优越感和特权思想。无论刮风下雨，大雪纷飞，我们上学出门父亲都不会用专车接送。母亲与父亲同在自治区党委工作，父亲仍坚持让母亲坐东梁大院的班车上班。母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副处级一直干了19年都未变动过，父亲也从未在她的职级问题上说过任何话。我在副师级岗位上工作了整整9年，想让父亲找领导说一下，父亲就是不答应。他说，领导干部的子女更要服从组织安排，违反原则的事我不能做。而父亲对很多老同志和烈士的子女则非常关心爱护。父亲认为，他们的父辈为中国革命和新疆的解放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愿意继续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关心照顾他们是完全应该的。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很多江西老乡和亲戚来到新疆，要求父亲安排工作。父亲一边热情地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一边耐心说服他们返回原籍好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母亲的一个亲戚从陕西来新疆要求解决户口和工作，在家里住了好几个月，父亲最后还是没有办理。我的姑姑、姑父是库车县粮食局的普通职工，一直到退休时也没有改变。

改革开放后，有人想利用父亲的影响办一些违反原则的事，父亲总是坚决拒绝，送来的东西坚决不收。有好几次，因父亲不在，送来的东西放在家里，父亲都交代我们如数退还。有人曾问过我，你父亲在新疆当了那么长时间一把手，你们家怎么可能连一块和田玉都没有。实际上像父亲他们那批老干部，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哪有精力和兴趣搞那些玩意。

父亲历来公私分明，从未因私事用公款请客。父亲待人非常热情，经常请老首长、老战友、老部下吃饭。包括朱镕基、张震、张万年等中央和军委领导，都是请到家里自己出钱让炊事员做。吃的也很简单，就是用铜火锅加木炭涮羊肉，另加几个小菜，而我们子女则上不了桌，只有端盘子的份儿。

父亲的博大胸怀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1950年7月父亲回老家江西永新，组织上给了秘书一笔钱，用以救济父亲的亲属。父亲知道后，严令秘书立即从亲属处收回了全部款项，交还组织。父亲说：除当地政府给红军军烈属的照顾外，不许再给我的亲属任何其他照顾。

爷爷是老赤卫队员，是江西省政协委员。去世时，有人提议应该埋在烈士陵园，父亲不同意，坚持将爷爷与普通人一样葬在东山公墓。我的弟弟北新，是全家最优秀的孩子，长得高大英俊，学习很好，篮球、游泳、乐器样样精通。文革”“ 中不幸被炸死，我们的同学非常气愤，当时就把凶手抓了起来。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反复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按政策把人交给公安部门，自己出钱低调办理了后事。父亲返回新疆后，全国正在开展清查“三种人”，有人认为凶手是“三种人”，要从严处理和判刑。父亲得知后告诉有关部门，因为是在动乱的年代，又不是故意伤害，还是要从宽，就不要追究刑事责任了。

父亲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解放军总后勤部赵南起部长提出要在北京给父亲另盖大一些的房子，被父亲婉言谢绝。父亲病重时，我们瞒着他向军区要求增加一名陪护，父亲事后还批评了我们。父亲就是这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直到临终也不愿给组织添麻烦。

（七）

父亲和新疆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他的心总是与各族人民群众紧紧连在一起。

库尔班·吐鲁木翻身当家做主人，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要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父亲在和田调研得知后，专程去看望了他们全家，以后在乌鲁木齐又亲切地接见了这位老人，特意安排他乘飞机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成就了新疆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父亲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给他们留下了可亲可信可敬的感人形象。父亲对民族同志的热情好客总是欣然接受，甚至能按少数民族特殊“礼性”将大块羊尾油一口吞下。父亲到民族同志家和牧民的毡房里，同他们一起席地而坐，喝着奶茶，吃着馓子、包尔萨克（一种油炸面食，新疆少数民族食品）和手抓羊肉。用简单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与他们交谈，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感情。

一次在吐鲁番乡下，有位维吾尔族农民热情地摘下自家树上的桑葚请父亲吃，父亲吃了以后又拉肚子，又发高烧。工作人员认为这个维吾尔族农民是坏人，让当地公安局把他抓了起来，父亲闻讯后马上指示让公安局放人。父亲说，怎么能这样对待群众呢，人家完全是好意，是我自己不注意，不能怪这个维吾尔族农民。此事在当地传开后，群众说，王书记真好，他相信我们。“文革”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种种非难，父亲不卑不亢，大义凛然，对他们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反对，保护了新疆的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父亲曾对我们说，我不能为了自己过关就承认所强加的莫须有罪名，也不会盲目地执行他们的所谓“指示”。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个人，也关系和影响到新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在离开新疆的日子里，父亲仍然时刻关注着新疆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与新疆各族人民的联系从未中断。无论是在北京、芜湖，还是在南京、长春，常有新疆的干部群众去看望父亲。每当听到新疆工作取得成绩时，父亲就高兴、乐观，而当听到新疆工作受到损失时，父亲就忧心难过、寝食不安。

父亲在芜湖工作时，有两位素不相识的维吾尔族老人，千里迢迢背着哈密瓜来看望父亲，他们紧紧拉着父亲的手，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对父亲的思念。父亲感慨万分地说，你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身处逆境的我，真太不容易了，新疆的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

（八）

父亲情注天山，壮志酬边，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新疆各族人民。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们家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6年爷爷病重，当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想落叶归根，死后埋在江西永新老家。父亲对爷爷说，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将来我死以后就埋在新疆，埋在您的身旁。爷爷听了父亲的这番话，终于同意了父亲的意见，死后埋在了新疆。

1981年10月，中央决定父亲重返新疆工作。当时父亲在吉林已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比较顺利。有人讲新疆形势复杂，工作难搞，劝父亲向中央要求不要再回新疆。父亲不为所动，毅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他说，我曾长期在新疆工作，与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现在中央信任我，新疆人民欢迎我，我应该回去。

父亲1986年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很多人认为父亲要离开新疆，父亲又多次表示，自己扎根边疆的信念绝不改变。父亲向江泽民总书记谈起自己的承诺，江总书记让父亲新疆、北京两头跑，主要还是呆在新疆。实际上父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主要是职务和待遇上的提高，并没有分管什么具体工作，他依然关心着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尽管北京各种条件更好，但父亲直到去世仍然坚持把自己的供给关系（父亲是军人，没有户口）留在新疆，就是为了实现自己至死不离开新疆的郑重诺言。

我两岁随父亲进疆，除在南京、长春工作了几年外，其余时间都是在新疆上学、当兵、生活。我曾一度因工作不顺心产生了调离新疆的念头，想通过父亲的关系和影响解决，父亲严肃地批评我说，新疆是个好地方，你的爷爷和弟弟都埋在新疆，我死以后也要埋在新疆。我们要求别人艰苦奋斗扎根边疆，如果我们不带头，还怎么能说服和教育别人。在父亲的教育和鼓励下，我下定决心，要像父亲那样，决不离开新疆，在这里工作、生活一辈子。

我的儿子2000年军校毕业，我的战友和同事已经答应可以将他留在驻京部队工作，儿子很犹豫。北京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放弃了太可惜，我拿不定主意把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亲自给我儿子打电话做工作。他说还是回新疆吧，我们一家三代从军，再三代守边，这样多好多光荣啊。于是我的儿子又回到新疆部队服役，继续把青春年华奉献给前辈们难舍难弃的西北边陲。2009年乌鲁木齐 ·5”“7 事件发生后，儿子担负了巡逻执勤任务。当有人介绍说这是王恩茂的孙子时，许多了解新疆历史的人都禁不住鼓起掌来。

父亲对新疆的浓浓深情是一般常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因为这里有他无限眷恋的广袤大地；有和他休戚与共的各族人民；有他朝夕相处的战友、同志；有长眠于天山脚下的父亲、儿子；有他开创的宏伟大业；更有他终身追求的远大理想。作为当之无愧的新疆解放事业的指挥者、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者、新疆屯垦戍边事业的领导者、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奠基者，父亲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敬仰，他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已载入新疆史册，他的英名新疆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亲爱的父亲，我可以欣慰地告诉您，您情之所系的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的梦想即将实现，新疆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