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李劫夫在西北战地服务团

　　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别给日军以重创之际，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和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也活跃在抗日前线。他们的工作，在为抗日战争服务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特殊而重大的。

　　1937年5月，劫夫来到延安的第二天，即写信给中央军委，要求在延安学习或工作。不久，他进了延安人民剧社。

　　延安人民剧社的全名叫中国工农红军人民剧社，由一、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联合组成，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剧社，受中宣部领导。劫夫的多才多艺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的职务是教员，但是画画、排戏，什么都干。也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记小调填新词，学习写作歌曲。

　　那把他随身带到延安的小提琴，在这里成了一个稀罕物。劫夫在一些晚会上演奏小提琴，受到热烈欢迎。

　　那时，劫夫还能拉锯条。普普通通的锯条，让他用提琴弓子一拉，竟发出美妙的声音，闻者无不赞叹劫夫是个能人。许多延安人由小提琴认识了劫夫，劫夫也用小提琴结识了不少朋友，陈明就是其中一个。

　　6月，抗大正在为纪念高尔基逝世的晚会做准备。当时计划演出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和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独幕话剧《母亲》，前者由住在城外的抗大四大队部分学员完成，后者由城内的四大队十二分队和陈明所在的十三分队承担。

　　教堂的土台子是他们的排练场，陈明在剧中饰演母亲的儿子。剧中，陈明有一段独唱，那是真正的“独唱”，因为没有任何伴奏。一天，他唱着唱着，突然觉得自己不孤独了——有美妙的小提琴声在陪伴他。排练结束后，他在台下的角落里发现了手持小提琴的劫夫。他们因此相识。陈明发现劫夫性格沉稳，话语不多，心地善良，多才多艺。

　　不久，西北战地服务团开始筹建，参与调人工作的陈明第一个就想到了劫夫，他把他推荐给了准备出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一职的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中央领导和组建的第一个战地服务团，在当时非常重要。

　　对于劫夫的调任，丁玲表示同意，可中宣部的负责同志却提出异议:这个从沦陷区来的青年，连抗大都没进过，怎么可以来西北战地服务团呢？可是陈明和丁玲执意要调劫夫，并最终如愿。劫夫就这样进了西北战地服务团。

　　这是劫夫生命中的一次重要机遇。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岁月，他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从一个有正义感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作为一名作曲家，他在这里起步并写下了令后人传唱不衰的著名篇章。

　　1937年9月12日，劫夫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高举着鲜艳的红旗，唱着由丁玲作词、自己作曲的团歌，迈着坚定的步伐，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一路上，他们宣传革命，鼓舞官兵。分在美术组的劫夫，写标语，绘画，上台唱歌，演奏乐器，演戏，甚至制作乐器，无所不干，成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内美术音乐戏剧样样都拿得起的绝无仅有的多面手。

　　1938年3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奉中共中央命令，乘木船横渡黄河，来到国民党统治区陕西省省会西安。

中央此次派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意图十分明确:用这支能征善战的文艺队伍，去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以华北八路军一次又一次胜利的事实，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抗日斗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巩固与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此外，著名作家端木蕻良、萧军、萧红、聂绀弩以及近期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导演塞克、诗人田间、著名音乐家王洛宾等人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同赴西安。

　　西北战地服务团一到西安，立即全面开展工作:举行记者招待会、参加省市三八节纪念会、召开文艺界座谈会；会见国民党省党部以及省政府当局的要员；到学校、工厂、社会团体及群众中教唱抗日歌曲；到街头写抗日标语、讲演；去医院慰问伤员；举办了几场演出，场场爆满，场场掌声雷动。而那时天天都有敌机在空袭，丝毫没有影响战地服务团的宣传。

　　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一系列工作在西安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西安各界人民空前热烈的欢迎。当地许多报刊都为他们发消息、撰写文章，有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西战团”与人心》。这是国民党当局始料未及的。

　　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次公演过后，国民党通过御用的报刊制造舆论，说西北战地服务团犯了错误，书写的标语“穿靴戴帽”有问题，并暗地指使人将西北战地服务团写的标语涂抹掉。

　　国民党的恶劣行径把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们激怒了，他们和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事情的导火索出在标语上，这些标语都是美术组组长劫夫领着写的。冲突发生以后，劫夫不喊也不叫，只是每天拎着小桶来到街上，把被人涂掉的标语重新写上。

　　当时最令人气愤的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活动受到了王明右倾路线的干扰，他不许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宣传中提共产党和八路军，说那样会妨碍统一战线。国民党也借机对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活动做出种种限制，其中一项，就是要把西北战地服务团军帽上的红五星摘下，代之以国民党党徽。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大局考虑，只得勉强让步。可是劫夫心里怎么也别不过这个劲儿。他总觉得头上戴那么个破玩意儿别扭，但又不能违背纪律不戴，就别出心裁，把国民党党徽缝在帽子的侧面，正面仍是那颗红五星。

　　后来，国民党当局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一纸通令，命令西北战地服务团限期开赴前线，否则逮捕负责人。西北战地服务团本来不想在西安久留，但见国民党如此猖狂，觉得应该留下来压压他们的气焰。

　　经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陕西省委同意，丁玲回延安向中央请示汇报。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意见，并指示西北战地服务团掌握既斗争又团结、“针锋相对，摩而不裂”的方针。

　　丁玲回到西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迅速调整斗争策略。

　　他们首先改变了标语的落款名称，将西北战地服务团改成“西安抗敌后援会”(国民党包办，但与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标语的内容，也由原来的自拟改为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选择。这样做，国民党当局自然无话可说了。

　　只是那些“穿靴戴帽”的标语仍照写不误，字体也仍保持原有特色，那是劫夫发明的粗体勾边大字。从此，标语无人涂改。于是，劫夫率领美术组全体成员，在数丈高的城墙上方方正正地写了四条团结抗日的大标语，绘制了两幅表现全民抗战消灭日寇的大型壁画。落款不能署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每人背上都背着一顶大草帽，草帽上写着“西战团”三个大字，等于给自己做了个活动广告。（黄禹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