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何以燎原——试论井冈山斗争经验的传播与推广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即突破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开始探索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从1928年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通过多种途径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陆续传播开来，并形成燎原之势。井冈山的斗争经验是怎样传播出去并影响到其他根据地的？多年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但还不够深入（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总体较为薄弱，尚未有深入的研究，仅几部论著有所涉及：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梁琴：《井冈山斗争经验与湘鄂西苏区的建立》，《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王全营：《井冈山道路与鄂豫皖苏区的创建》，《中州学刊》1983年第6期。）。由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以深化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特别是井冈山斗争史的研究。

 一、中共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推广

 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推广与传播，是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与积极评价分不开的。由于根据地的党与红军地处湘、赣两省，党的组织关系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分别归属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管辖，根据地工作也因此分别受两省省委的指导。中共中央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两省省委在指导井冈山根据地工作时给中共中央传送的情报。

 两省省委通过派人向中共中央汇报，以及通过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各种请示等途径，使中共中央获悉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斗争的真实情况。早在1927年11月30日，江西省委就致信中共中央，报告了“遣居井冈”的农军“相约下山实行占领莲花、宁冈两县”的情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49页。）1928年1月19日，江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宁冈农军毛泽东、袁文才部及本地农民”于1月4日攻占遂川县城和“各乡农民群众响应，大有瞬即下之势”的情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67页。）4月15日，江西省委更为详尽地向中共中央报告：“赣西一带的农军共分三部：毛泽东统率的有千余人，枪500余枝；袁文才部500余人，枪300余枝；王佐率300余人，枪百余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82页。）4月25日，江西省委专门就朱毛红军发展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并提出“毛部应立即向宁冈永新以南发展，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帮助赣南群众斗争，马上汇合到赣南总暴动”以及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特委等建议（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5月10日、13日、19日、23日，江西省委连续四次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朱毛红军占据永新、宁冈”和井冈山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等情况。湖南省委也在7月3日、15日将边界斗争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中央，使中共中央获悉湘赣边界特委成立不久，对各县工作的指导，已有了新的气象。

 与此同时，井冈山根据地也多次撰写长篇报告并派人到中共中央，详细汇报创建根据地的具体经过、经验教训及斗争现状等。1928年5月2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提到了“湖南一万八千农军上山”、“击退赣敌杨如轩师”、“山上吃饭太难”等情况，并向中共中央报告其永久通信处为“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荆竹山王佐”（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斗争史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4页。）。其后，毛泽东在《湘赣边特委致省委转中央的信》中，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并向湖南和江西省委及中共中央提出“普遍发展六县之党”、“发动当地农民的暴动”、“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在军队中建立坚强的党”、“办军校及党校”等意见（《井冈山斗争史料选编》，第71页。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书所收录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湘赣边特委致省委转中央的信》原件上，所记载的时间是1928年4月29日，但此时间与文件内容明显不符，因信中提到：“杜同志来及来信均悉五月三十日此间军委召集扩大会议，由杜报告政治情形并宣传省委来信。”由此看来，毛泽东写报告的时间应在1928年5月30日以后，至于准确的日期，学术界尚无统一、有说服力的意见，有待考证。）。11月25日，毛泽东撰写了《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是《井冈山的斗争》的前身）。在报告中，毛泽东向中共中央说明了湘赣边界的困境，进而向中共中央解释了当时红4军不能离开井冈山根据地，不能执行中央关于向湘南、湘东进军，以“赣南为退步”的指示的原因，并总结了1927年下半年和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地区的武装斗争经验。

 湖南和江西省委及井冈山上毛泽东等人所做的工作，促进了中共中央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情况的了解，加上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及其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使中共中央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视，并对其予以肯定和赞扬。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致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要求湖南省委派人前去毛泽东部队中“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64、65页。）。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以往的策略，开始大力提倡“农村革命道路”。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至今保存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的重要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13页。），在农村，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22、323页。）。对此，毛泽东曾说：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发展的问题，中共六大“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8页。）。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和前委送去了最近的重要文件和一封长信，对他们“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以及他们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对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权和军队建设问题也作出了具体指示。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在叙述了中共各地组织因遭破坏而陷入停滞后，充分肯定了井冈山的斗争，指出：“惟朱、毛在湘赣边界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井冈山斗争史料选编》，第104页。）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信中提到：“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5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井冈山斗争经验，并希望通过调朱德、毛泽东来中共中央任职，而将井冈山斗争经验推广到全国。

 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及其新鲜经验，对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对正在农村艰苦探索武装形式的地区的革命斗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于是，从1928年初开始，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军事通讯》《布尔什维克》等刊物开始积极地宣传和推广井冈山斗争经验。1928年第3期出版的《红旗》强调：“只有朱毛所领导的农民游击队，能代表一切革命民众武装反抗的要求……这种英勇的斗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7月4日和7月28日先后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文章说，反动军队见了朱毛红军就害怕；还向全国介绍说，“井冈山斗争现在在宁永遂莲等县办理赤色清乡，宁冈土地已分配完毕，永新大部分土地已分配好”，“有些农民说：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才好！”《红旗》还先后刊登了《朱毛的消息》《朱德来信》《一个红军寄回来的信》《朱毛红军的工作》等文章，连续不断地报道井冈山根据地和红4军的情况，向全国广泛宣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号召各地向井冈山学习，向红4军学习。另外，在给各地的指示信件中，以及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上，中共中央也努力推广井冈山斗争经验。1929年5月3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强调了朱毛红军不易消灭的原因是农民贫苦无出路，所以各处有群众参加扩大，“然而要朱毛之终于不致被消灭，而且要希望他们能获得最后胜利，绝不能单靠朱毛孤军奋斗……要有决心起来斗争，扩大武装斗争的范围，这才是拥护朱毛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斗争史料选编》，第110页。）。7月30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的指示信中就说：“朱毛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到处都与广大群众的斗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你们必须认识这一极可宝贵的教训。”（《井冈山斗争史料选编》，第134页。）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强调广东省委目前最紧要而迫切的任务是“要决定一详细计划，指示东江特委及海陆丰地方党部，并要与朱毛红军的游击联系起来”（《井冈山斗争史料选编》，第157页。）。1930年，中共中央还将《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等涉及井冈山斗争的文件，翻印并转发给全国各地，以供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参考。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建立了巡视制度，向各地派遣巡视员去传播井冈山斗争经验。巡视制度在传达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1929年7月，邓小平奉派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广西，带去了朱毛红军的经验，并成功地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这样，井冈山斗争经验得以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花结果。总之，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使井冈山斗争经验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

 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宣传，井冈山斗争经验也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苏联足够的重视。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肯定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成绩，号召全党向朱毛红军学习。而毛泽东在缺席会议的情况下，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也可以被视作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井冈山斗争的高度肯定。同年底，共产国际东方部从中共中央政治局送给它的一份报告中得知，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共在各地的工作都处在严重的困难中，而唯独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数县的根据地，形势很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的盲动主义，而且开展的土地革命也确实深入了群众。于是，《真理报》（联共（布）的机关报）开始频繁刊登井冈山斗争的消息，并对朱毛红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40页。）。1929年7月，《真理报》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任何“稍微注意一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已经都很熟悉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了，因为这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第141页。）

 还应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当时积极推广井冈山斗争经验。其中，周恩来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等创造的井冈山斗争经验是极为宝贵的，将会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周恩来在充分肯定井冈山斗争巨大成就的同时，更是热情地向全国推广朱毛红军的成功经验。1928年6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讨论会上发言时，就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他说：“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和反动势力的加强，与中国不能统一，以及革命不平衡性，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他统观全国局势指出，“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由此他得出了“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的结论。（转引自刘焱：《周恩来也是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先驱》，《南开学报》1994年第1期。）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说：“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页。）“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页。特别重要的是，9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39页。）这是对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以来所实行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作出的充分肯定。同时，周恩来还高度评价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并且预言“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39页。。指示信对前委、军委等有关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说明，指出：“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委员不要过九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46页。）。另外，指示信还指出：要恢复毛泽东红4军前委书记职务。对中共党和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红4军党的九大（古田会议），就是根据这封指示信的精神召开的。1930年1月15日，周恩来在《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发表了陈毅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并亲自写“按语”说，在朱、毛创造的红色政权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3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汇报了毛泽东等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周恩来的汇报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促使共产国际与苏共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也促使他们重视和赞赏毛泽东。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目前红军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将要派往各地的红军领导人介绍了朱毛红军的发展及其现状，并高度评价了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由上可见，在1928年至1930年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周恩来大力支持毛泽东等人对正确革命道路的探索。在毛泽东的实践还不被广泛认识、主张还未被广泛接受，而毛泽东本人也处于困难境地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指示信等方式，肯定和支持了毛泽东在红4军的领导地位，使井冈山斗争经验逐渐为全党、全军所认识与接受。

 此外，蔡和森对毛泽东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中共六大在讨论农民土地问题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如果割据有广大群众能发展是要得的。这里讲到土地分配和政权问题，我不同意国焘的意见，土地分配不一定要有全国形式，农民打倒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可没收土地，部分的政权建立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过程中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页。）这对于创建不久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无疑是非常有力、非常及时的支持。在工农武装割据问题上，另一位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与毛泽东是知音。1927年12月，瞿秋白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谈到：（一）游击战争必须和群众相结合，“如果武装斗争并非发自群众，而仅是某一武装部队的游击战争”，“那么，这种斗争始终是要失败”；（二）如果游击战争“不能进于更高形式的斗争——政治斗争与革命地域的建立与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因此，他指出，各地的农民暴动，“必须确切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明显地树立革命地域的目标”（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10期，1927年10月26日。）。其后，他在为中共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农民割据”的理论。瞿秋白的这些观点同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相通的。总之，蔡和森、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工农武装割据的高度评价与积极介绍，也加快了井冈山斗争经验在其他根据地的传播。

 二、井冈山斗争经验对相邻根据地的深刻影响

 随着井冈山斗争经验的传播和推广，它对全国各地，首先是对湘、鄂、赣等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后来估计的：井冈山这面旗子，“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1、52页。）。这个意义，即井冈山的斗争及其经验对相邻根据地斗争所起的启示和推动作用，有一个逐步发生的较长过程。

湘鄂赣根据地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就受到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启发。湘鄂赣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彭德怀对井冈山的向往由来已久。早在平江起义前，彭德怀就在一首诗中清楚地表达了学习朱毛红军的态度：“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需有武装。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岗旗帜行。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8页。）平江起义时，湘鄂赣边区的党组织也注意到了井冈山，在拟定的10条政治纲领中就已要求：在湘鄂赣边区创造一块新的苏维埃区域，并取得与湘赣边红4军活动的区域打成一片。之后，红五军党组织负责人与湘鄂赣三省边区县委联席会议在总结平江起义经验时指出：井冈山根据地“起了收容阵地和继续指导全国武装斗争的作用”，“是湘、鄂、赣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指路明灯，只有在它的指导下，我们才有胜利的前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586页。）。正是在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吸引下，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一部，上井冈山同红4军会合。在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彭德怀表示：“我们红五军到井冈山来，要好好学习红四军的建军经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599页。）。随即，在毛泽东、朱德的帮助下，彭德怀率领红5军在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上获得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当1929年秋彭德怀率部返回湘鄂赣边时，来自井冈山的经验对这一区域根据地的更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曾在井冈山根据地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何长工等人，在转到红5军工作后，又受命前往鄂东南开辟了新的革命区域。之后，他们遵循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极大地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的区域。

 有“东井冈”之称的东固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井冈山斗争的影响和推动。早在1928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带领红军在永新开展群众工作时，东固党组织就派人与红4军接头，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固革命斗争的情况，并要求毛泽东亲临东固指导革命。据老红军刘岱在《东固送信到井冈》中回忆，从1928年初春开始，东固根据地红2团领导人曾三次(农历二月、六月、十月)派他送信到井冈山，而且都送到了，毛委员还有回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67页。）。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下井冈山后，来到东固的螺坑与李文林率领的红2、4团会合，随即召开了有红2、4团干部和东固地方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详细地传达了中共六大文件精神，对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给了东固根据地军政干部以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同时，红4军留下了毛泽覃、李天柱等一批有经验的干部，还有300多名伤病员，参加了东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这批干部和伤病员被留下与安置后，带来了红4军的优良传统和井冈山的丰富经验，并使之深深扎根。东固会师使东固根据地的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也使赣西南的土地革命进入了创建大块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毛泽东把东固根据地称为“第二个井冈山”。陈毅更是写诗赞道：“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此后，东固根据地的党组织和中共赣西特委，按照毛泽东关于建党、建军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来进一步建设红2、4团和东固根据地。在军队建设方面，东固根据地以红4军为榜样，进一步健全了红2、4团中的党组织。团有党委，连设支部，全团党员发展到160多人；团里设政治部，团、营、连三级都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充分发挥广大战士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执行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红军三大任务，改变了过去忽视群众工作的现象；执行了红4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改变了过去部队中存在的自由散漫等不良习气；学习红4军的经济民主制度，实行经济公开，规定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为1角5分，剩余的“伙食尾子”由大家平分。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东固根据地按照井冈山的模式，开始建立政权、分配土地，并开展根据地的其他建设工作。到1929年底，以东固、延福和桥头等小块红色区域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成为了中央苏区的奠基石和重要屏障。

 赣南根据地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深入赣南后开辟而成的，直接受到红4军和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影响。1929年3月20日，红4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67页。）在这一决策的指导下，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群众也被初步发动起来，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将早已有联系的赣西、赣南两块根据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党的机构也置于前委和赣西南特委的统一领导之下。湘赣边和赣南根据地的斗争汇合为一个整体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得到了广泛的交流和系统的总结，井冈山的经验也在赣南开花结果，并有了新的发展。（参见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第434页。）例如，兴国《土地法》就贯彻了中共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原则，吸收了井冈山《土地法》的做法和经验，并作了原则性的改正，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闽西根据地的形成与巩固，也得益于红4军与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1928年12月6日，福建省委在给闽西特委的信件中指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由于有‘滚雪球’的好办法，起初他们还不过千把支枪，现在则有万余条枪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题解井冈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74页。）1929年8月1日，福建省委在给永定县委并转特委前委的指示信中，更是明确指出：“四军过去在湘赣有很多经验，我们可以采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33页。）在朱毛红军三次入闽期间，红4军与井冈山斗争经验在闽西得到直接传播和推广。如闽西党的一大主持制定的闽西《土地法》，就充分吸收了井冈山《土地法》的做法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自耕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7、378页。）会后，闽西在600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80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对此，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致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信》中，提到“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三月来亦有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闽西等地。闽西八县因朱毛红军在彼处游击了四五月，土地革命乃得更加深入。”（《井冈山斗争史料选编》，第160页。）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的斗争汇合为一个整体后，井冈山的经验在中央苏区也得到广泛的交流和系统的总结，最终开花结果。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毛军队形成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这一建党经验：始终让军队中的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并派人帮助党的建设工作，将此当成关系到红军建设与根据地巩固的必要措施。1930年3月18日发出的《前委通告第三号》对此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红军的军委与地方的特委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军委可以直接地做指导工作。”（《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494页。）自1929年4月至1931年5月，红4军前委不断地派出军队党组织，并在所到之处积极开展地方党的建设工作。以闽西的龙岩、永定等五县为例，在1929年4月前，地方党员人数在1000人左右，经过红4军的两次入闽，以军事斗争打开局面，然后抓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仅在两个月当中，就使闽西的党员人数发展到7756人。（参见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6页。）

 三、井冈山斗争经验在全国边远根据地的传播

 蓬勃发展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各地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范例，成为照耀各根据地胜利前进的灯塔。它不仅对相邻根据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全国一些边远根据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启示和鼓舞下，尚未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陕甘边区党组织加快了武装割据的步伐。1931年初，刘志丹等人看到了中央翻印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和《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后，对如何开展武装斗争有了新的认识。刘志丹指出：“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是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有根据地。”（转引自马文瑞、张邦英：《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4日。）自此，陕甘边区的党组织，改变了过去单纯进行兵运工作、单纯开展武装斗争的倾向，开始注意群众工作和开辟巩固阵地，并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斗争。到1932年上半年，刘志丹等人终于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是在农民暴动的烽火中逐步形成的。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派出巡视员曹壮父到鄂东北，传达中共六大决议、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及湘赣边区党的二大的情况。鄂东北特委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加快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工作。根据鄂豫皖边界斗争的状况，曹壮父向中央建议：“要求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创造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星火燎原》（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56页。）鄂东北特委提出的以江西井冈山的办法来创建鄂豫皖边界武装割据的建议，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计划。1929年5月7日，鄂东北特委更是明确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的口号。特委委员何玉林在《关于黄、麻、光边界地区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军事计划上是极力企图打通由麻城、商城、罗山以东到安徽省英山、霍山界之大别山脉一带，准备在军事上没有其他出路时到此屯驻。也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军事割据东由安徽省英山、霍山界大别山起一直西到武胜关鄂豫边界山脉一条横线”。何玉林的这一报告真切地反映出井冈山道路对鄂豫皖苏区的创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1930年，当毛泽东在井冈山亲自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等文件传到鄂豫皖根据地后，鄂东北特委进一步借鉴了井冈山根据地建设的新鲜经验及红军的游击战术，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并改进了自己的工作。鄂豫皖区提出的“红军的四项任务”与《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的“红军三项任务”，内容相差无几。而井冈山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与鄂豫皖的“七条原则”不仅内容相仿，而且部分词句也相同。在中共六大正确原则指导下，受井冈山土地法的启示，结合土地革命的实践，鄂豫皖苏区形成了当时较为完备、较为正确的区域性土地法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鄂东北特委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由于学习运用了井冈山的斗争经验，也把根据地内的各项建设引向深入，根据地的范围不断向四周扩展。

 湘鄂西根据地的发展也受到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推动。1929年3月17日，中央在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将井冈山斗争的一些具体经验，如红军建设的原则，介绍到湘鄂西前委。这封长信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的精神，就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建设红军、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等问题作了指示，并明确地写道：“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页。）。这是迄今看到的有关井冈山经验传往湘鄂西根据地的最早文献。6月16日，中央在给贺龙并前委的信中又介绍了朱毛红军提出的包括“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并指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湘鄂西前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吸取了井冈山的经验，大队以上也设党代表，连队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团设党委，从而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作用，使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从井冈山斗争经验中获益良多。邓小平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时，就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通过湖南、江西等省委的报告以及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获悉了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尤其是1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4军工作的情况时，邓小平更直接地听到许多有关朱毛红军的具体情况。对此，邓小平回忆道：“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转引自余伯流：《伟人之间：毛泽东与邓小平》，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页。）所以，当他被派往广西左右江地区领导革命斗争时，也带去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创造的新鲜经验，并根据红7军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加以运用和发挥。比如，百色、龙州起义地点的选择，不是放在广西的中心城市南宁，而是放在“便利于革命势力的存在”的左右江地区。又如，起义过程中，注重对旧军队进行整顿改造，建立坚强的党组织，宣传和发动、武装群众，将武装力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等等。在起义胜利后，红7军响亮地提出了“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还根据红4军的做法，建立自己的编制。1930年3月2日，中央在《给中共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对红7军的这一做法表示赞扬：“你们的编制，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中央对于你们目前的编制是同意的。”（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左右江根据地还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正确运用了井冈山根据地创造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土地分配等成功经验，有力地促进了革命运动和根据地的发展。

 四、地下交通等联络方式与井冈山斗争经验的传播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包围，各革命根据地常处于孤立境地，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各省省委、根据地红军的联系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井冈山斗争经验之所以能在全国各地传播与推广开来，要归功于以地下交通为主的联络方式。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地下斗争。根据八七会议作出的迅速建立地下交通的决定，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在《第三号通告》中提出:“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第三号通告》还对组织机构的设立与交通工作的实施作了具体部署:在中央所在地武汉设立中央交通处，在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为中央与南方局、北方局及江浙间交通之总枢纽；北方局所辖各省交通由北方局办理，南方局所辖各省交通由南方局办理，江浙则由上海分处办理，其余各地由中央交通处直接办理。1929年9月底，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后，成立了交通局，直属中央秘书处领导，专门负责中共地下交通工作。交通局的主要任务是沟通中共中央同各地的联系，传送中共中央给各地的文件、指示和宣传品，护送来往干部，运送重要的物资和经费等。

 怎样建立起有效、安全的交通网呢？1929年12月19日，中央给广东省委军委的信详细地了介绍了建立交通网的方法：“A、利用有职业的同志为交通员以县或乡为单位用递步方法进行转送。B、要特别规定各种携带装置及药水写洗的方法。C、交通人要以妇女及邮差或其他有社会保护色的同志担任为妥。”（《井冈山斗争史料选编》，第165页。）上述方法也是中共打破敌人封锁包围、健全交通联络的经验总结。

 经过不断努力，中共中央除与各地中央局和各省省委建立地下交通线外，还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了国际交通。从上海到外地的秘密交通线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上海到天津、北平，与北方局联系；一条是从上海到武汉，与长江局联系；一条是从上海到香港、广州，与南方局联系。

 中共中央同北方局的联系，主要的交通线是从上海坐船直航天津，按事先约好的地点，在某旅馆或某地，按规定的暗号与北方局的交通员接头。此外，还有几条交通线，包括：（1）由上海直去北平，与河北省委联系，再由河北省委与河南、陕西、察哈尔省委联系。（2）由上海直去沈阳，与满洲省委联系。（3）由上海到郑州，转经驻马店，绕道进入鄂豫皖苏区。中共中央与长江局的联系，主要是从上海坐船直到武汉，长江局在武汉设有专门交通站。此外，还有几条交通线：（1）从上海乘浙赣线火车，在衢县和上饶之间下车，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2）从上海乘船到武汉，转乘粤汉路到株洲一带，进入湘赣苏区，再转中央苏区。（3）从上海坐船到沙市、宜昌一带，再转入湘鄂西苏区。（4）从上海坐船经武汉、重庆，转去成都，与四川省委联系。中共中央与南方局的联系，主要是从上海坐船直到香港。此外，也有几条交通线，包括：（1）从上海坐船到福州，与福建省委联系。（2）从上海坐船到厦门，与厦门市委联系。（3）经广东省委，与新加坡、越南、泰国三个特委联系。

 在建立全国地下交通网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建立同各根据地红军的联系，曾陆续发出指示，要求各省省委、军委建立与红军联系的单独地下交通网，以解决此省与彼省、红军之间、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各地省委与根据地红军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积极采取措施，使地下交通线的建立得到迅速发展。

 其中，湖南省委为了联系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了一条由萍乡的安源（湖南省委机关所在地）出发，经莲花的坊楼、永新的南坑，至宁冈的井冈山的秘密交通线。当年，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多次上井冈山，走的就是这条交通线。杜修经在回忆文章《四上井冈山》中写道：“为了方便，我们化装成走江湖的医生和做生意的，从安源出来，一同走到南坑，南坑是安源去莲花的必经之道……白天在交通员家里睡觉，晚上由交通员带上山，这次因为沿路有交通员护送，所以比较顺利到了茅坪，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419、420页。）通过这条交通线，湖南省委先后派遣了袁德生、杨开明、史训川、邓贞谦到井冈山任职或传达上级文件，为沟通井冈山根据地与湖南省委、中央的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1928年8月，因湖南省委机关遭敌破坏，交通线被迫停止活动。江西省委也建立了井冈山经永新北乡、泰和、吉安到南昌（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至上海的秘密交通线。1929年1月13日，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即杨开明)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他在同年2月25日的《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讲道：“我是一月十三号由井冈动身的，由井冈至永新北乡，由永新北乡秘密走吉安之梅花，由梅花到吉安县城，再由吉安到南昌，由南昌到此间，路上走了二十多天，这条路很好走，没有什么危险，中央如有东西寄去，可由吉安党设法转去。”（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页。）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这条交通线比较通畅和安全。所以，当时中共很多重要的文件，如1928年4月江西省委发出的关于成立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5月2日毛泽东给江西省委的重要报告，以及6月4日中央给红4军前敌委员会的信和中共六大决议案等，都是经这条交通线传递的。为解决与鄂豫皖根据地的交通问题，中共中央在上海和新集（鄂豫皖苏区中央局所在地）之间开辟了三条交通线:一条从上海经南京、徐州、郑州、信阳、宣化店到新集；一条从上海经南京、蚌埠、正阳关、霍丘、麻埠、金家寨到新集；一条从上海经汉口到新集。中共中央还在汉口设立交通处，经此转道到洪湖苏区，与湘鄂西特委和红军建立了地下交通。参见席杰：《红色地下交通线的建立与使用》，《军事历史》1998年第3期。随着中央根据地的开辟，中共又建立了闽粤线、粤赣线、闽东北线、闽西线等交通线。特别是为密切与中央根据地的联系，中共中央建立了一条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上杭、古城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

 为了克服联络的困难，中共除了依靠地下交通外，还采用了其他联系方式，如递步哨、赤色邮政等。递步哨是经常传达区、乡政府文件的交通岗位，由中共在农村指定忠实可靠的贫雇农二三人为通信员，专门担任通信联络工作。他们的通信方法是一村传一村，一站传一站，把各个大小村落都互相联系起来，当时群众称它为“递步哨”。为了方便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通邮，红军还保护和改造了原有的中华邮政局。另外，各根据地还建立了“赤色邮政”。以湘赣边界而言，当时大概建立了茶陵、永新、莲花、攸县、酃县等16处县级赤色邮局。邮政的主要任务是传递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文件、公函，“实际上，赤色邮局自开办以来，除送机关文件和机关人员私信外，并未看到一个群众到邮局送信，并没有设法开辟群众的社会交际而使邮政群众化”（转引自江泰尧：《湘鄂西赤色邮政及其邮品刍议》，中国集邮出版社，1989年，第38、39页。）。赤色邮路开始比较固定，一般由县赤色邮局和县交通队承担县至省、区的邮件传递，其余由区、乡逐站转接，邮路成辐射状。以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县苏维埃政府经常转移，邮路亦随时随地变动。赤色邮政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与各根据地以及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总之，由于交通站、递步哨、赤色邮政广泛建立，并互相配合，各根据地红军间的地下交通工作开展得相当活跃而有效。

 但客观地说，井冈山斗争经验由中共中央传到各地，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即使在中共六大克服了错误路线之后，井冈山斗争经验也并未得到经常、全面和详细的介绍，这同交通联络的困难有很大的关系。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带领的红4军没有电台同中共中央联系。负责无线电通讯事业的王铮曾回忆道：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的朱毛部队的联系，直到1931年秋天之前，都没有无线电通讯。（参见王诤：《殷切的期望，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78年8月27日。）当时，全靠秘密交通员奔走联络，来往的各种密件，经过湖南、江西或福建省委辗转传递。在敌人严密封锁和破坏，交通阻隔的情况下，密件损失之大和传送速度之慢，可想而知。在1928年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开篇就讲：“中央六月四日来信，经过江西省委吉安县委，于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冈山”。毛泽东还提到，“吉安邻接永新，我们割据如此之久，吉安县委仅与我们接过两次头”。在该报告的结尾，毛泽东特地注明:“此信写三份，一份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份由湖南省委转江西省委，一份由吉安县委转交江西省委转中央，必有一份可以送到。”（《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515、537、543页。）这明显地反映出当时井冈山与中央的联系困难，否则毛泽东也不至于如此慎重了。

 因此，中共中央对毛泽东、朱德处的斗争情形，虽不是一无所知，但也不是了如指掌。中共中央同毛泽东的两封来往信件就能说明这个问题。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中说：“自六次大会新中央回国工作半年来，几次派人通信给你们，始终未能得你们的回信，真不胜焦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51页。）4月5日，毛泽东在代表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个是去年十一月起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由湘赣两省委转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未收到，无怪对我们的情况完全隔膜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302页。）

 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界情况尚且如此“隔膜”，那么，再经中央秘密交通线传到各地的有关井冈山斗争情况，其有限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大体来说，中共在各地的组织，主要依靠了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和自己的实践，同时也吸取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而逐步走上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总的来说，随着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推广与传播，其他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共建立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还有众多的农民赤卫队。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将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进行了系统、科学的总结，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重新走向高潮，革命的星星之火终于燃遍了中华大地。（本文作者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