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术界关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研究述评

1962年10月至11月，由于印度领导人顽固坚持扩张政策，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地区实施了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保卫了中国西部边疆安全。这一战争亦被外界称为中印边境战争。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学术界开始研究这场战争，一些涉及该问题的专著陆续问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企鹅出版社，1966年）、约翰·罗兰德的《中印关系史：敌对共处》（凡·诺斯传德出版公司，1967年）、艾伦·惠廷的《中国对威慑的计算：印度与印度支那》（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5年）、梅尔·格托夫和韩国学者黄秉沫的《处于威胁之中的中国：战略政治和外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0年）、Chih H.Lu的《中印边境争端：法理研究》（格林伍德出版社，1986年）、费正清的《观察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史蒂芬·霍夫曼的《印度与中国危机》（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此外，还有一些相关论文和研究报告。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印度也先后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印边境战争的研究资料和重要著作。结合这些新的资料和成果，美国学术界继续探讨这一课题，又推出了一批相关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3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约翰·塞克斯顿和英国学者艾伦·亨特的《当代中国》（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罗伯特·盖默主编的《了解当代中国》（琳内·瑞诺出版社，1999年）、马克·布勒斯和阿布拉姆·舒斯克的《中国动武方式：来自历史和理论著作中的证据》（兰德公司，2000年）、高龙江的《持久的竞赛：20世纪中印竞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艾伦·惠廷的《中国对威慑的计算：印度与印度支那（修订本）》（密西根大学出版社，2001年）、马克·瑞安、冯德威和迈克尔·麦德伟主编的《194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的经历》（夏普出版社，2003年）、江忆恩和罗伯特·罗斯主编的《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的新倾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年）、高承智和何理凯的《中印战略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泰勒·弗莱维尔于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通往和平的长征：中国与领土争端的解决》最具代表性。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期为分界，对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印边境战争的研究作出简单的梳理。

一、关于中印边境战争起因的研究

（一）冷战时期关于中印边境战争起因的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分别从中国、印度的角度和中印两国共同角度对战争的起因作了初步考察。

1.从中国角度而言，美国学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原因：

（1）中国在战前认为，中印东、西两段边境划分有争议，需要谈判解决，但中国愿意把接受尚未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作为谈判中一项基本原则，因为印度人已经在那里生活，而印度也应根据同一精神，接受中国对阿克赛钦地区的主权。因此，中印边界问题的关键是：双方都必须让步。但是，印度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以谈判解决争端的建议，并采取了“前进政策”。从1960年开始，印度开始派巡逻队到中国占领的阿克赛钦地区建立流动哨。到1962年夏，印度在其声明的边界上又设立了许多哨位。当双方军队都严阵以待后，印度仍然拒绝了中国的和谈要求，并向世界宣称：印度正在抵抗中国“侵略”。之后，印度军队向中国挑起边界武装冲突。对此，中国一直采取忍让行为，没有进行还击。直到1962年10月上旬，印军跨过“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高原关卡，进攻位于山脊上的中国地堡后，中国才转入反击。（〔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55—159页；〔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

（2）在战前，面对印度不断推行的“前进政策”，中国有意向印度发出一些威慑信号（即言语警告），以阻止印度“前进”。但是，这些信号被印度“误读”。而中国那些没有任何意图的行动却被印度误认为是“信号”。在印度看来，中国的警告不会引起严重后果，所以印度置之不理。这样，中印边境冲突不断加剧，最终引发了中国的反击战争。（Allen S.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5,p.XV,p.15.）

（3）1962年，中国面临一系列的国内外不利因素。国内因素包括：不少广东居民逃往香港；许多新疆边民外逃苏联；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也准备反攻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中共党内意见分歧等。国际因素包括：苏联敌视中国；美、印军事勾结对付中国。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中国领导人对印度的威胁作出了过高的估计，并最终实施动武。中国的行为最终修正了印度对中国军力的错误认知，迫使印度停止了对中国领土的进一步蚕食。（Melvin Gurtov ＆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p.152,p.134,p.145.）

2.从印度的角度而言，美国学者大致认为有以下原因：

（1）西藏叛乱使印度面临控制喜马拉雅山通道的问题，这使得原本友好的中印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0页。）。有学者指出，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后，中国进驻西藏，镇压暴乱分子，而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寻求“政治避难”，然后指控中国“镇压”，“使新德里的政治气氛变得异常燥热”。在此背景下，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拒绝了周恩来的谈判建议，采取了“前进政策”，最终遭到中国的反击。（〔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第156—159页。）

（2）印度认为中国国内问题严重，不能阻止印度的“前进政策”。战前，中国国内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如1958年“大跃进”运动留下的严重后果，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出现的自然灾害等。在尼赫鲁看来，“这些问题似乎严重得足以阻止中国对外实行冒险主义”，因此中国不会使用暴力来对付印度的“前进政策”。这就促使印度继续冒险，最终招致中国的反击。（Steven A.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120—121,p.163.）

（3）战前印度国会和新闻界对尼赫鲁政府施加压力，推动对华强硬政策。1962年7月，中印军队在阿克赛钦地区发生小规模冲突后，印度国会和新闻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变得“普遍好战”，使得尼赫鲁政府与中国政府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完全消失，最后导致战争。（Allen S.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5,p.160,p.112.）

3.从中、印两国共同角度而言，两国领导人的边界划定观念存在差异，导致战争的爆发。

印度独立后，其领导人决心“建立起历史性边界”(即主张印度的边界是历史形成的)，而新中国领导人则决心“运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确立新的战略边界”。由于两国领导人在边界划定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而且从未进行协调，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Steven A.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p.30,p.247.）有学者分析说，英国人1914年在中印边境东段划定了一条印藏分界线，即“麦克马洪线”。在英国撤出印度前10年，印度重申该线的有效性，并把边界哨位移到该线以南的有争议地区，以继承这块土地。但中国对该线从不承认。至于中印边界西段的分界线，则更不明确，既未重新划定，也未撤销原划定边界线。1954年，印度采取了早先英国驻印总督提出的边界方案中最为激进的一个方案，声称对自喀喇昆仑山以外到昆仑山脉，包括阿克赛钦在内的地区拥有主权。但中国不认同，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尼赫鲁政府拒绝谈判。总之，战前两国领导人的边界划定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最终引发了战争。（〔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第154—158页。）

（二）后冷战时期关于中印边境战争起因的研究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术界继续对中印边境战争的起因进行探讨。

1.从中国的角度而言，美国学术界的一些看法与冷战时期大致相同：

（1）认为印度拒绝中方提出的以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并一直采取“前进政策”，导致中国最终发起反击（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98.）。正如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当时印度如此挑衅，且过分扩张，所以中国也只能进行反击（Thomas J.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66.）。

（2）认为战前中国对印度实施过“威慑战略”，但终究未能成功，最终只能选择动武。具体而言，中国于1962年夏对台湾实施“威慑”取得成功后，便开始对印度实施“强制性外交”。9月13日，北京警告新德里不要“玩火自焚”，并主张从10月15日起双方开始谈判。三周后，北京再次向印度阐明中方关于谈判的最后期限。但由于“强制性外交”最终没有取得收效，中国最后选择了反击。（Allen S.Whiting,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9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2, fall 2001, pp.112—113.）

但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北京之所以最终对印度动武，原因之一可能是借此向台北、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出“政治信息”，以向它们显示不惜代价坚决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Thomas J.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pp.65—66.）。

2.从印度的角度而言，美国学术界的一些看法与冷战时期也大致相同：

（1）西藏发生叛乱使中印关系趋于紧张，并最终爆发战争，但对这一原因的研究更加细致。例如，有学者认为，西藏发生叛乱后，由于解放军迅速推进到中印边界地区，导致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第一次出现中、印两国军队直接接触的情形，使得中印两国因为边界争端而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另外，西藏发生叛乱后，达赖喇嘛逃往印度“避难”，对中印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2）印度认为中国国内问题严重，国力虚弱，以致无力抵抗其在边界问题上推行的“前进政策”。例如，有学者认为，在战前几个月中，印度认为“大跃进”政策的推行造成中国国力虚弱，以致中国在决定是否抵抗印度的“前进政策”时，只能选择沉默。印度的这一错误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反击。（Mark Burles ＆ Abram N.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Santa Monica, California:RAND,2000,p.8.）

（3）在战前，中国对印度的言语警告和军事行动均较有节制，给印度造成错觉，认为中国不会干涉其“前进政策”。如1962年5月和6月，中国军队对印军在中印边境新建的前沿哨卡采取了威胁性措施，如包围了其中一个哨卡，迫使它依靠空投来获取供给。但中国军队并未消灭这个“实际上在进攻中国”的哨所。印度据此认为，中国不会运用武力来对付印度新建哨卡，便不顾中国言语警告和军事行动，继续推行“前进政策”，终遭中国反击。（Mark Burles ＆ Abram N.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2000,pp.8—10.）

但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1）在战前，印度没有充分认识到新中国的力量和决心。这时的中国已经是“新的中国”，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不再受外国势力欺负和侮辱。但印度领导人并没有尊重中国，反而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把意志强加给中国，而不会遭到还击。所以，印度1962年10月继续进行带有侵略性的巡逻和骚扰性的开火，终遭中国反击。（John W.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23.）

（2）在战前，印度情报部门对中国内外形势缺乏系统分析，只依赖中情局简报和新闻报道以及印度驻华使馆提供的信息。但这些充斥着“中国经济危机”、“中苏分裂”以及“台湾国民党准备进犯中国大陆”的报告使得印度误认为中国压力甚大，不会对“前进政策”采取大规模抵抗，由此作出了错误判断（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pp.298—299.）。

3.就中、印两国共同角度而言，美国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1）两国领导人对各自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认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深信，中国革命具有世界性意义，新中国应当在世界事务中，首先是在亚非地区有关事务中，起到榜样或领导的作用。而尼赫鲁对于印度的世界性责任也有突出的使命感，希望通过主导亚非国家的有关事务，使印度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由于两国领导人对各自国家在地区政治和世界事务中角色的定位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108页。）

（2）两国领导人对军事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国领导人认为，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起主要作用。尼赫鲁和国防部长梅农（Krishna Menon）等印度领导人则认为国际道德观起主要作用，可抑制侵略战争。况且，中、印都是亚非国家，都曾遭受过外来压迫。所以，尼赫鲁推断，中国不会运用军事力量处理边境问题。（John W.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p.124.）

二、关于中印边境战争过程的研究

（一）冷战时期关于中印边境战争过程的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将中印边境战争分成战前阶段、战争第一阶段和战争第二阶段。

1.关于战前阶段

美国学术界认为，战前阶段（1958年至1962年10月）情况大致如下：到1958年，英帝国时代留下的中印边界地区的无人地带都被两国占领。中国主张以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印度对此拒绝。而且，在中印边境西段，印度从1960年起开始派巡逻队到中国占领的阿克赛钦地区建立流动哨。到1962年8月，印度在中国声明拥有主权的地区内建立了40个哨卡，每个哨卡由12名至40名士兵把守。在中印边境东段，印度于1962年夏派2500名士兵跨过“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高原关卡，并进攻中国地堡。（〔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第155—159页。）美国学术界认为，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前，也曾出现过秘密外交，但均遭失败。如9月中旬，北京警告新德里不要玩火，并建议1个月后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举行协商。但截止日期过后，印度仍未接受这一建议。此期间，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各有伤亡。（〔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74页。）

2.关于战争第一阶段

美国学术界对战争第一阶段（1962年10月）也作了简单梳理：1962年10月20日，在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后，中国军队在边界东、西两段对印度发动了协同反击。印军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没有地理优势，且缺乏军用物资。中国的反击战打响后，新德里掀起战争热潮。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双方都维持现状、举行谈判的建议再次被斥为“侵略”。尼赫鲁政府开始接受美、英等国的军事援助。（〔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第159页。）一个星期后，北京在对外界反应进行分析后，暂时停止了反击（〔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74页。）。

3.关于战争第二阶段

美国学术界对战争第二阶段（1962年11月）的情况也同样作了梳理：这一阶段中，中国军队在东、西两段再次发动了反击，并于3天内击溃了供给极差的印度军队。11月21日，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在西段逐步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后20公里处，在东段则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但印度政府一方面在事实上接受了停火，另一方面却公开反对谈判解决。（〔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第160页。）

（二）后冷战时期关于中印边境战争过程的研究

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战争每阶段的具体情况作了更详细的考察和分析。

1.关于战前阶段

美国学术界认为：1958年和1959年，中、印双方的军事力量开始推进到边界地带。北京开始公开挑战“麦克马洪线”，而印度越来越注意到中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建公路的行为，便将军队推进到前方。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中国军队也开到前方。1959年8月25日，在边界东段发生了双方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希望和平解决，并单方面将军队后撤20公里。1960年 1月至1961年11月，中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缓和紧张局势。但是，印度却于1961年11月开始实施“前进政策”，并将军队推进到有争议的边界地带，从而埋下了双方冲突的“种子”。1962年2月，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要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但印度却要求中国先从阿克赛钦地区撤出，才能进行协商。此后，中、印在边界地区形成了“武装共处”。4月以后，印度加快实施“前进政策”。7月21日，印度军队先向中国哨所开火，中国边防军进行了还击。当天，北京对印度发出了警告。7月23日，中印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但讨论未果。同月，毛泽东发出了关于中印边界争端的“二十字指示”。9月初，中国再次发出警告，但印度仍然置之不理。9月8日起，中国军队包围了印军的一个前沿哨所，但在12天内都未开火。10月6日，印度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从10月3日开始和平协商的建议。在最后的和平努力失败后，毛泽东决定严惩印军。10月9日，印军开始进攻塔格拉峰。10月12日，尼赫鲁向印度新闻界宣布：印军正在“解放”中国占领下的印度领土。10月16日，中国决定发起自卫还击战，并将进攻发起日期定为20日。（John W.Garver,“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pp.105—122.）

2.关于战争第一阶段

美国学术界分析指出：在中印边界东段，中国军队于1962年10月20日发起进攻，占领藏南战略要地达旺。24日，中国停止对印军的追击。在西段，中国军队在进攻1周后，于28日停止追击。在接下来的3周内，中国有意停战，让印度反思其“前进政策”。如果尼赫鲁此时下令停止进攻，并开始就边界问题与中方协商，那么很可能会避免进入战争的第二阶段。但尼赫鲁并没有这样做。这是非常“不幸的”。（John W.Garver,“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p.122.）

3.关于战争第二阶段

美国学术界分析指出：1962年11月14日起，印军向中国军队重新发起进攻，而中国军队随后发起大规模反击，攻占了从喜马拉雅山到雅鲁藏布江之间的广大地区（John W.Garver,“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p.123.）。对此，尼赫鲁要求英、美直接进行军事干预。但就在此时，中国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方还再次向印度建议：重新会谈边界问题。（Allen S.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pp.148—149.）

显然，与冷战时期相比，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中印边境战争过程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并有了一些新的分析。

三、关于中印边境战争期间其他国家态度的研究

（一）冷战时期关于中印边境战争期间其他国家态度的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作了考察，但也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1962年10月，中国军队进行反击后，尼赫鲁就开始接受美、英和苏联的军事援助（〔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第159页。）。有学者指出：由于苏联在1962年8月宣布将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一事激怒了北京，因此中国在10月的进攻可能意在既使苏联人为难，又使尼赫鲁丢脸。中国的进攻使莫斯科气急败坏，苏联官员甚至在与西欧人和美国人谈话时也严厉谴责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271页。）。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印边境战争的第一周内，由于中国支持苏联对抗美国的行为，所以，作为对中国支持的回报，苏联《真理报》表态支持中国对印度的反击。但中国第一次反击后不久，苏、美忙于各自的争端，对中印边境战争持相对消极的态度。（〔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73、574页。）

（二）后冷战时期关于中印边境战争期间其他国家态度的研究

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的考察。其中，主流的观点认为，1962年10月16日中国正式决定还击时，已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苏联此时改变了原先的中立政策，转而支持中国，是因为它希望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它来对抗美国。（John W.Garver,“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pp.120—121.）10月2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倾向中国。但11月初，“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转向中立。到了中印边境战争的第二阶段，苏联开始支持印度，并出售米格-21战斗机给印方，还在匈牙利党代会上批评中国。11月21日，中国宣布停火后，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党代会上又对中国进行了批评。（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pp.315—316.）

显然，与冷战时期相比，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战争期间其他国家的态度作了更为准确和客观的研究。

四、关于中印边境战争性质和影响的研究

（一）冷战时期关于中印边境战争性质和影响的研究

1.关于中印边境战争的性质

中印边境战争后的最初几年，印度对外一直宣称，“1962年10月，中国突然袭击印度边防军，是没有理由的侵略”。所以，在当时的西方看来，是中国“先制造事端”。（〔美〕费正清著，张沛、张源、顾思兼译：《中国：传统与变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395页。）但到了1970年，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在伦敦出版。该书根据中印边境冲突的相关资料，驳斥了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对象的中国正在进行扩张的观点，并指出这一观点是全世界（包括印度和美国）的错觉。内维尔提出了关于印度“先制造事端”的观点，对美国学者重新评价中印边界战争产生了直接影响。

70年代后，美国学术界开始认为，是印度“先挑起争端”，招来中国压倒性的迅速反击。就中国而言，这是反击性战争。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符合情理、富于理智，而印度却越来越走向非理性和不理智。（〔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第153、163页。）

2.关于中印边境战争的影响

（1）关于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国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认为，这场战争对中国产生一定积极影响。第一，中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捍卫了领土，保卫了西部边防，重新控制了新疆和西藏之间的战略通道（参见〔美〕费正清著，张沛、张源、顾思兼译：《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95页。）。有学者指出，中国边防军俘虏了3968名印度士兵，而自己却无人被俘。中国还送还了全部战俘以及缴获的军车、枪支和弹药，并附上这些缴获品的全部详细清单，这使得新德里在政治上蒙受了羞辱。（参见〔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74、575页。）第二，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了并不进行扩张、而只是为维护其边界权利而战的形象（参见〔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439页。）。

（2）关于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冷战时期，美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虽是中国的反击战，但对中国也有负面影响：第一，战争对1962年以后的中印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不太好。（参见〔美〕罗斯·特里尔著，刘路新、高庆国等译：《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7页。）第二，战争对1962年以后的中苏关系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场战争使得中苏关系更加恶化。由于苏联在战争后期支持印度，谴责中国，所以此后成为了中国的敌人。（参见〔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第271页。）

此外，冷战时期的美国学术界认为，这场战争为美国以后如何处理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对华关系提供了借鉴。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表明：美国对中国在法律和道义上的要求及中国实力都必须予以重视；来自中国的实际要求很灵活，也能在谈判桌上接受帝国主义者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只要这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由此，美国方面推测：只要台湾地区不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其“自治”只要不损害中国主权，在某种情形下是会被中国接受和容忍的；但如果它仍是一种军事威胁，中国仍会以猛烈而短促的边境战争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只要中国自己认为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这样来做。（参见〔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第162、163页。）

（二）后冷战时期关于中印边境战争性质和影响的研究

1.关于中印边境战争的性质

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仍然认为，就中国而言，这是反击性的战争。中国动武是防御性和政治性的，而并非想扩展领土，因为中国很快就单方面后撤了军队。（Thomas J.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p.66.）

2.关于中印边境战争的影响

（1）关于战争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的看法与冷战时期大致相同，认为：第一，中国不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捍卫了领土，赢得了西部的和平。而这场战争使印度终于放弃了在边界问题上的“前进政策”，从而证明印度的侵略行为是徒劳无用和危险的，使中国西部边境出现了和平与稳定。此后，印度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实际上更加谨慎，对中国力量更加尊重。（John W.Garver,“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p.124.）第二，中国在战争期间就将军队后撤，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中国的目的只是保护边境，而不是想占领别国领土，而只有当中国领土完整和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它才选择运用军事力量。（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14.）

但美国学术界在关于战争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方面，也有了新的看法。美国学术界认为：战争验证了毛泽东“掌握主动权”的思想。战争打响后，中国采取了多种措施，以降低战争升级的风险，如对边境东、西两段的战斗进行严格指挥和控制，而当华盛顿准备派高级代表团赴新德里时，中国宣布单方面停火，从而及时避免了美国的干预。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中国始终没有在国内进行动员，从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在此背景下，中国掌握了主动权，防止了美、苏和台湾方面的干预，并迫使印度最终停止了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这些结果都初步证明，毛泽东“掌握主动权”的思想是有效的。（Allen S.Whiting,“China’s Use of force, 1950—9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2, fall 2001,p.113.）

（2）关于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探讨，认为：第一，战争对1962年以后的中印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即使战争结束40多年后，这种情况仍然存在（John W.Garver,“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p.125.）。第二，战争对1962年以后的中苏关系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战争结束后，苏联开始与印度站到一起，对中国更加疏远。（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pp.316—317.）

此外，美国学术界认为，与中国打交道的一些国家可以明显地从这场战争中吸取一个教训：新中国对主权问题特别敏感，为维护主权，中国军队将采取行动（Cheng Feng and Larry M.Wortzel, “PLA Operational Principles and Limited War: The SinoIndian War of 1962,” in Mark A.Ryan, David M.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McDevitt, eds.,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New York: M.E.Sharpe, 2003, p.19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就对中印边境战争的起因、过程、其他国家态度、性质和影响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而到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除了继续坚持冷战时期的一些看法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或新的分析。

当然，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在相关研究中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中，主要不足为以下两点：

其一，一些学者的相关叙述不够准确或全面。例如，关于战争第二阶段的起因问题。事实上，1962年11月14日和16日，印军就在中印边境上向中国边防军再次发动了进攻。之后，中国边防军才被迫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自卫反击战。但是，费正清在相关著作中叙述中印边境战争第二阶段的史实时，却没有提及印军再次发动进攻这一重要背景（〔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第160页。）。这样的叙述显然不够准确和全面。再如，关于战争期间苏联立场的问题。麦克法夸尔在其相关著作中指出：苏联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保持了中立（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p.468.）。而塞克斯顿等人则在相关著作中认为，苏联在此战争期间支持印度（Alan Hunter ＆ John Sexton, Contemporary China.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9, p.182.）。这两种描述显然都不够准确，忽视了苏联在战争期间复杂的态度变化过程。

其二，有的学者所做的推测不够合理。例如，有的学者推测说，如果1962年中国对印度不选择战争，或者只选择轻型的破坏性袭击，那么当今印度对中国造成的威胁就会少一些（John W.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p.125.）。这种推测明显是不合理的，不能成立。

总之，尽管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美国学术界对中印边境战争仍然做了许多有益探讨，并形成了一些相关成果。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些成果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作者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