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公开发表，随后被几十种报刊转载，并被翻译成英、日、俄、法等文字在多个国家传播，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这些年来，党史界同仁以及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以不同方式多次向我提出一些间题，如：什么原因促使你考证一大？怎么能找到这么多原始资料？结论是怎样推断出来的？等等。20年过去了，当年对一大的考证已成为历史，也算是中共党史学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吧！最近，应学术界一些朋友提议，我就考证一大的前前后后写了一点回忆，这或许能引发一些对党史研究中治学态度、治史方法方面的思考。
一、精神动力源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8年初夏，在全国范围蓬勃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犹如一阵春雷激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回响，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逐渐繁荣起来。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并要求参考《苏联国内战争史》。前苏联的这部权威性历史著作，引用了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参考了不少亲历者的笔录和回忆，史料翔实、叙述感人。尤其是第二卷中仅对1917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左右的记叙就写了50多万字，详细程度可见一斑。后来许多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著作、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都以此作为基本依据。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长达30年，斗争之激烈，道路之曲折，胜利之辉煌，都是中外革命史中少见的，编写一套详尽而又准确的历史长编性著作传之后世，显然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
这项重大研究课题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后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同志主持。原编写计划分为14卷、600余万字，编写任务重、难度大，涉及面覆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为了顺利推进和完成这部巨著，李新主张发动组织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军事院校的同志群策群力，协作攻关，并决定先借调一些人集中精力写好第一卷，摸索出写作的路子。1979年初，从各单位借调的十几位同志陆续来到乔木同志出面借用的中央党校办公大楼六层，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我也在此时由解放军后勤学院临时借调到写作班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首卷由此启动。第一卷着重反映1919年到1923年这段历史，其间发生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等重大事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因此，我们给第一卷取了一个响亮的书名：《伟大的开端》。
我承担的任务是起草党的一大这部分书稿。为了写出翔实准确又有新意的著述，在写书稿之前，我们先展开专题研究。在收集和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大量资料过程中，我明显感到在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记得当时我曾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梳理，按写作时间、刊载日期、作者姓名、发表出处和开会、闭幕日期的不同说法等，对25种既类似又有不同的意见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资料，真有点不知所措，书稿写作难以下手。也就在这时，我萌发了要考证一大疑难问题的意向。然而，当时听到的反映却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同志热情支持，鼓励我做这项研究；有的耽心这是几十年都没有搞清楚的难题，怕出不了成果还白费劲；有的出于好心，私下劝我不要冒这个风险；还有的提出考据是资产阶级治史方法，我们不能用，党的生日早有定论，把叛徒、汉奸的名字列上党的成立大会影响也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与中央不保持一致会犯政治错误等等。
听到不同的反映，我产生了一些顾虑，也有过思想斗争。心想，按照原来的统一口径写也无可非议，但又想到，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对党的事业负责，而回避难题、循规蹈矩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至于是不是与中央保持一致要作具体分析，过去在没有条件搞清一大召开确切日期的情况下，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各项工作、各条战线的指导思想，也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周恩来总理说过：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进入新时期后，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陈云在谈到党史资料工作时也曾明确提出：党的历史事实要一锤子一锤子敲定，以后要翻也翻不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了党史研究者巨大的精神力量。以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党的历史，这是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也是从根本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我深信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正是从这条思想路线中吸取了理论勇气，我打消了顾虑，决心解开这道难题。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会有中共一大考证的成果。
在此前后，还有一件事使我受到触动：阅读海外资料时，我曾看到台湾反共史学家郭华伦1973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就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嘲讽和攻击我们党说：“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已有52岁了，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以生辰。”这真是以学术研究为名，行反共之实。气愤之余，政治责任感油然而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该由我们党自己来研究，尽管有不少困难，也要知难而进，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让别人来指手画脚，更不容许别有用心的人以此作为攻击我们党的借口。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考证一大的艰难路程。
二、从基础做起，用事实说话
下决心考证一大不易，动起手来更难。实事求是，首先就要把事情搞清弄实，才能谈得上分析研究。不能吃现成饭，实际上没有现成饭可吃；也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只能从基础做起，在掌握原始资料上下功夫，力求做到言必有据，如史学前辈范文澜所说：“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由于党的一大是在秘密状况下召开的，建党初期活动比较集中的城市又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下，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会议记录之类的史料，加上从1938年开始就确定了以“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认为7月1日就是一大开幕的日期。几十年以后又来重新考证，在观念、资料、回忆等方面都增加了难度。
经过一段必要的准备之后，我在1979年4月开始了对中共一大的考证工作。在研究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之前，首先要用事实证明一大不是1921年7月1日开幕的。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材料都一致认为一大的第一次会议是与会者全部到齐，无一缺席。因此，如果把每位一大出席者1921年6月和7月的行踪查清，说明多数代表7月1日并没有到达上海，就能证明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
查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访问亲历者和知情人，另一方面是查阅原始资料。这两方面工作是在同一过程中交叉进行的，便于相互启发和印证。
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有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他们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而且身体欠佳，对他们访问带有抢救活资料的性质。访问包惠僧不算太困难，他当时任国务院参事，住在西便门机关宿舍，对来访者热情而健谈，虽然已是85岁高龄，谈起往事滔滔不绝。我多次访问过他，交谈内容十分广泛，从他的青年时代、建党前后的活动直到晚年如何从澳门回到北京等等。去的次数多了，他记住了我的名字，进入他的家门，包老就幽默地说：“老朋友又来了，今天谈什么话题？”我最后一次访问是在6月20日，当时他精神还挺好，不料12天以后，即1979年7月2日，他内脏血管突然破裂，来不及抢救，与世长辞了。对包惠僧老人的多次访问收获不小，搜集到的有些内容直接用到了考证材料上，其中许多细节，增加了我对建党活动的感性知识。从访问包老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抢救活资料的重要。
对刘仁静的访问就很不容易了。当我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了他在白云路的新居时，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谨，对我间的几个问题都是一句同样的回答：“年龄大了，记不清了。”对此我冷静想了想，又觉得可以理解。刘老一生坎坷，几度磨难，对人对事十分敏感，尤其是对涉及历史、政治方面的问题更是谨小慎微，这大概是他不愿开口的内在原因。我一次又一次造访，从拉家常说起，与他夫人和儿子都熟悉了。逐渐，老人也受到感染，了解到我真是为研究历史而没有别的目的，思想上戒备少了，开始说上一两句话。当我问到您是怎样从北京到上海去参加一大时，他沉思片刻，冒出一句：“我记得好像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再细问动身和到达的日期，他又说“记不得了。”这难得开口的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宝贵线索，我决心以此为突破口，追根溯源，举一反三。
回忆是重要的，但没有原始资料印证又往往是不可靠的。少年中国学会是60年前的一个群众团体，要搞清一个小团体的一次会议日期和情况，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舍此又没有更便捷的办法，只有从书海中“找宝”了。当我得知当时有个《少年中国》杂志时，受到了鼓舞，接连跑了几天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但都没有找到，原来这份刊物后来没有影印出版。最后，只有靠寻找留存的孤本原件了。经过反复打听请教，跑了不少路，找不少人，终于在一个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我一页一页地小心翻动着这本尘封了68年，纸张已经发黄的刊物，在该刊第三卷第二期找到了对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全过程的详细记载，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刘仁静于7月2日由北京到达南京。这次年会开了三天半，刘仁静有两次发言，而且在“会员消息”中记载：会后刘仁静赴沪。这与刘老的回忆相符，他到上海只能是7月6日以后。我把刊物中刘仁静的活动记载以及他两次发言的原文摘抄一份，又一次访问刘老。料想不到自己68年前的发言记录又展现在眼前，刘老激动得两手发抖，借助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当时，他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也引发了许多回忆，话开始多起来。随后的几次访问，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不仅谈了建党前后的情况，还详细说起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到土耳其去见托洛斯基的过程，留下了不少难得的活史料。我建议他写些回忆，把亲历的事情作为历史见证留存下来。一提到写回忆，刘老又有顾虑了。我反复向他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希望老一辈对历史负责，把经历留给后代。几个月后，刘老终于写了一篇《一大琐忆》，经我推荐收入到知识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一大回忆录》中。
王会悟是一大筹备者李达的夫人、早期妇女运动的骨干。原以为她在南方，而我又抽不出时间南下访问，感到很遗憾。后来听说她有一个女儿在北京工作，几经周折才联系上并得知王会悟本人正在北京治病。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立即赶去看望和访问。当时，她身体衰弱，已卧床不起，就在病榻前，我开始访谈。为不使老人过于劳累，我们每次谈话时间都不太长。王老的记忆已不太清楚，几次访问前后的说法也不很一致，这当然不能苛求。我尽量提供一些情况启发她回忆，访问虽然比较艰难，收获还是不小的，特别是了解到与王会悟直接相关的一大代表借住博文女校的经过以及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等许多真实细节。
访问并不能完全回答或确定研究的问题，只是提供了一些片断史料和入门线索，更大的工作量还需详细查阅原始资料。当时我采取了一个“笨办法”，即穷尽式地收集、翻阅、对照、整理，凡是有可能找到的与一大相关的报刊和资料，如《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每周评论》、《民国日报》、《申报》等等，都不放过，力求找到一星半点有用的材料，尤其是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这个阶段我花费了不少时间，在摞起来有几尺厚的纸堆中搜索摘录，得到一些线索就穷追不舍。如偶然听到一个信息：谢觉哉老人有记日记的习惯，从青年时代开始，几十年没有间断。我想：一大前后谢老与毛泽东、何叔衡接触较多，日记中很可能有记载他们活动的线索。当时谢老的日记还没有出版，几经周折后我在革命博物馆找到了原件，上面果然记载着毛、何两位于1921年6月29日下午6时由长沙动身去上海。因为那时湖南处于反动军阀的高压统治下，谢老日记上用了隐语，画了五个圈。为了印证，我又查阅了谢老1952年在《新观察》第11期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终于敲定了毛泽东、何叔衡的行踪：他们到达上海已是7月4日以后了。
我用到一大考证文章中的几十段原始资料引文，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引用的，几乎每段引文都有一个“故事”，篇幅有限，难以尽言。
事非经过不知难，个中甘苦有谁知。历史是科学，科学研究需要老老实实的态度。20年前的工作条件差，做考证是非常艰苦的。当时交通困难，写作组又住在离城较远的西郊，为了多争取一些时间，我早上6时就往城里赶，晚上才返回，误饭则是常事。那时查资料看不到目录，没有复印机，更谈不到微机，工作量非常大。文章最后发表时虽只有一万余字，但查阅过的资料却有上百万字。一大堆资料靠一页一页翻，有用的内容要手抄卡片，工作效率很低，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班加点，每周工作7天，白天查资料、访问，晚上整理到深夜。经过3个月连续工作，我掌握了大量资料，思路逐渐丰富清晰起来，有了用事实说话的厚实基础。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考证一大的过程中，我受到了李新、刘明逵、陈铁健、彭明、夏燕月、周子信、胡庆云、刘桂生、雍桂良等同志以及后勤学院领导的鼓励、指导和帮助，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三、综合分析，力避孤证
详细占有资料，仅仅是考证的开始，要得出正确的结论还有赖于科学分析和推理论证，不能抓住一点史料就匆忙下结论。关于一大的最早一份文字材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文未注明日期，也无作者姓名。这是50年代中期前苏联移交过来的部分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一份。从内容和语气上分析，是1921年下半年由当事人起草的。应该说这是一份可信的史料，但由于此件原文是中文，先译成俄文，后又回译为中文，文字表达上已不是很严密。此文称：“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从表述上分析，此文明确记载代表全部到沪的时间是7月23日，但并没有直说一大开会的日期，可以理解为当天开会，也可以理解为第二天或第三天开会。这只是孤证，在没有充分的印证材料前，不能草率定论，况且此文本身也还需要考证。
当资料收集整理告一段落的时候，工作重点转向综合分析。面对着大量的史实，我从横向与纵向、直接与间接、顺证与反证各个角度加以比较、鉴别和判断，理清思路。例如：排出每个代表的行踪和到沪的时间，恰恰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的记载，增强了此文的可信度。又如：几乎所有有关回忆都说一大在上海开会的最后一天，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但又都没有记载确切的日期。直接的记载难以找到，就只能用间接事件来推断。当事者回忆，一大会场受到搜查的第二天黎明，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孔案与党的一大风马牛不相及，在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对考证一大日期还是有用的，查清孔案时间就可以间接证明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党的一大是秘密召开的，不可能登报，而孔案之类的社会新闻则是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逐日翻阅上海的几家报纸，果然都有详细报导，明确记载着孔案发生在7月31日清晨，由此证明一大会场受到侵扰是在7月30日，无疑这就是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有了这个日期，就可以举一反三：向前推算，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一次，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与记载吻合；向后推算，一大会场被搜查后，代表们很着急，连夜开会商议，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又开了一天会，一大闭幕当是7月31日。
通过对一大代表行踪、间接事件和文字记载三个方面的相互印证和推断，一大召开的日期终于得到有力确认。依据各方面参考材料，我列出了有明确日期、地点、会议次数和主要内容的一大日程表。
至于一大的出席人数，也有11人、12人和13人之说，而落到具体人选上又有不同。为了能实事求是地作出考证，首先要克服思想障碍。较长一个时期以来，在论著或展览中提到一大代表时往往只写某某、某某等人出席，一个“等”字，把后来表现不好的人一概略去，久而久之，许多人搞不清到底有哪些人出席一大。在列不列全体出席者名单上，也存在实事求是的问题。不论一大出席者后来的政治态度如何，并不能改变事实的本身。况且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大浪淘沙，不断淘汰落伍或变节分子，只能使我们的党更加纯洁。
考证一大的出席者同样是从收集史料起步的，我把每一位出席者的简历，尤其是他在一大前后的具体活动逐个排列整理出来，并详细了解各地代表的产生经过，还把各种回忆资料中列出的名单加以对照鉴别。经分析筛选后看出，争议集中在何叔衡、包惠僧两人身上。对何叔衡提出异议的是张国焘，尽管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孤证，我也同样作了认真的回答。针对张国焘回忆中提出的理由，我从三个方面逐条加以澄清。对包惠僧是怎样参加一大的、他以什么身分出席会议，后来有较多的不同说法，我在考证时作了重点分析，客观叙述了当时党内生活的实际情况以及包本人所担负的与陈独秀联络的任务，说明他出席一大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代表资格问题，我认为初创时期党组织缺乏经验，没有严格的手续和规范的程序，更没有代表资格审查，我们不应以现在的眼光苛求前人，还是维持历史本来面目为好，故考证文章中冠以“一大出席者”，并列全了13人的名单。如果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共计15人。
附带说一件事，最近听说又有人传言说何叔衡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如前所述，这不是新问题，而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提出的，并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对此我在20年前已批驳澄清，希望不要以讹传讹。研究历史尤其是做考证，主要精力应该在挖掘史料上下功夫，作出有事实根据的令人信服的论证。收集资料是十月怀胎，撰写文稿是一朝分娩。记得我在做一大考证时，访问和查阅资料用了上百天时间，而写稿只用了几天。
四、两度发表，两项考证合一
初稿时我是把对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和一大出席人数的考证分开来写的，两文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完成。为慎重起见，我先把一大日期考证一文投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研究资料》。刊物主编沈庆林等同志很重视，文章发表于1979年8月20日出版的第九期。《党史研究资料》虽然是个内部刊物，但在当时是一份严谨求实又有较大影响的内部刊物，很受党史界的欢迎。此文发表后，很快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不断有人来信来电，还有的直接来面谈。大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党史研究领域能出这样的成果感到高兴和鼓舞，并鼓励我深入钻研，进一步回答疑难问题；有的同志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包括考证的缘由和过程；也有的同志担心社会上能不能接受这种新观点，因为一大是党成立的标志，“‘七一’是党的生日”讲了几十年，这个大弯子不一定转得过来。我当时抱着迎考交卷的心情，做好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思想准备，公开发表的事那时还没有考虑。
文章在《党史研究资料》刊登以后一个月左右，我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因为是首次联系，对方很有礼貌又很周到，一开始就自我介绍是胡乔木同志的秘书。他说：乔木同志看了你考证一大日期的文章，很重视，特别是依据详细考证而排出的一大日程表，把多年没有搞清的问题搞清楚了，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乔木同志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应该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介绍到国外去。后来才知道，乔木同志办公室是几经打听才与我联系上的。我及时向李新报告了乔木同志的关心和指示。李老也很高兴，说：乔木同志有了态度就好办了，你再认真修改核实一下。
几天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来了电话，并约我面谈。《中国社会科学》是一份权威性的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反映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水平，加之又是创刊号用稿，其分量可想而知。刊物编辑的工作态度认真、严谨、细致，在此后两个月的交往、讨论和修改中，编辑部领导和责任编辑左步青多次与我商谈，使我得益匪浅。由于篇幅受限，编辑部决定把两篇考证合成一篇在创刊号上发表。因截稿时间临近，我又日夜加班作了两次修改后才最后定稿。
《中国社会科学》有中文版和英文版，但篇目并不相同，英文版只从中文版中选用部分文章。中文定稿后不久，英文部主任赵一鹤告诉我，已决定将一大考证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以便推向国外。由于此文涉及到许多人名和史料，翻译难度较大，我尽可能给予了协助。为保证译文质量，英文部又请美国专家丹妮斯女士对几经校改的英文稿审读校正。她很认真地作了一些英文表述的校订，并给英文部赵主任写了一封便信，说：开始接到文稿觉得此文过长，但仔细读后感到饶有兴味，文章对研究中共一大而又有争论的人们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一定会被这篇文章所吸引。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80年初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全文约18000字。
五、一大考证发表后的反响和争议
一大考证文章公开发表以后，在国内外所引起的关注之热切、反响之强烈，出乎原来的预料。与其说，这是广大读者对一篇文章的厚爱，不如说是人们对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的赞赏。有位读者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看了邵文，使人不由得想到历史研究的许多禁区，很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去冲破，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这类文章，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一位多年从事党史研究的教授对作者说：“像这类过去已定论的重大问题都能重新突破，还有什么问题不能研究呢！我们搞好党史研究的信心更足了。”一大考证的成果被广泛采用，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展览和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均据此修订了原来的提法；198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教材、文章也普遍接受了考证的结论。后来，还陆续引发了对八七会议会址、进军井冈山过程、遵义会议日期等重大党史事件的多项考证。
《中国社会科学》上刊登的一大考证文章在国外也获得好评，不久又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法文，引起了许多外国专家的重视。日本京都大学藤田正典教授来信祝贺，并寄来他在日本《近代中国》杂志上为一大考证文章发表的评介。美国百科全书代表团以及日本学者毛里和子、川端正久等来华访问时，都要求与作者会见交流，他们认为：考证中共一大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中共党史研究中某些难点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以实事求是态度研究中共党史良好开端的标志。
一大考证文章发表后，有的刊物也发表过一些商榷文章。这是正常现象，对此我抱欢迎态度，因为不同意见的碰撞、研讨、切磋，将有利于研究的深入。限于篇幅，这里对不同意见难以逐一陈述，只能作概括介绍。关于一大日期的考证，实际上有三个关键点：一是会议在上海的开幕日期；二是一大受到侵扰的日期；三是在嘉兴南湖上的闭幕日期。一大考证发表后，大家对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晚召开的认识已取得一致；对一大开幕是在7月23日也基本取得一致认识，只有个别人提出7月24日开幕说，但这一观点缺乏新的事实根据和有说服力的论证，绝大多数党史界同仁都不赞成，看来这一说法难以成立；对嘉兴南湖的闭幕日期则有多种不同的意见，相当部分同仁赞成7月31日闭幕说，但有人认为是8月1日、也有人说是8月2日、还有人提出8月5日闭幕说。主要理由是第二天转移到南湖开会时间来不及，因此隔了一天，第三天即8月1日继续开会比较合理。我曾经趁去上海出差之便，在一大纪念馆同志的协助下做过实地考察。我看着手表从一大会址李书城家步行到多数代表住宿的博文女校，不到3分钟。再走到当晚商讨到南湖开会的碰头地点老渔阳里二号李达住处，也不过8分钟。而查1921年7月沪杭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就有由上海至嘉兴的快车，时间上还是来得及的。另据《申报》1921年8月3日地方通讯消息，嘉兴8月1日“狂风大作”，南湖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根据气象条件，这天不可能在南湖开会。笔者访问亲历者时，了解到当时与会人员在受到巡捕房侵扰后，心情都很急切，况且会议已近尾声，希望尽快“终一日之会”结束代表大会，因此不大可能在8月2日以后再开会。看来一大闭幕的确切日期只能有待于挖掘新的确凿史料来证实，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关于一大出席人数，原来的主要争议是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出席，这个问题我在考证中已讲清楚，大家认识也趋于一致。后来的不同意见在于代表资格问题，即谁是代表、谁不是代表或代表哪个地区等。因当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更没有“填表注册”，所以还是使用“一大出席者”的称呼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
说到这里，似应交代一下《伟大的开端》的写作情况，因为考证一大原本是为写此书而作的专题研究。编写组经过3年努力，数易其稿，1983年《伟大的开端》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由14卷调整为12卷，从第二卷开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鼎力协助出版，于1997年将12卷全部出齐。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又重新设计并整体推出这套大型历史著作，它将以新的面貌呈现在国内外读者面前。
做完一大考证文章以后，我继续深入研究并先后发表了有关一大的系列研究文章。在纪念建党70周年前夕，我以对一大的考证和研究为基础，写出了30余万字的专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出版），可说是对一大研究的延续和深化。
20年以来，对党的一大和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虽有所进展，然而仍留有相当的研究空间，其深度有待加强，领域有待拓宽。愿党史界同仁共同努力，更寄希望于青年史学者以新的视角增强研究力度，争取有新的突破，向建党80周年献礼。
（本文作者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 北京 100858）
(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出版日期: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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