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以后的一年时间里，由于贯彻了“六大”基本正确的路线，党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党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统一；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党在宣传工作和职工运动中，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年来的实践与经验证明，六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特别是右倾危险，仍然严重存在着。党内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倾向，以顺直、江苏两省最为突出。
鉴于党在实施六大路线和决议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9年2月8日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肯定了中共中央过去路线的正确，另一方面批评中共六大决定的“新策略”，在“全党整个的执行程度仍然非常薄弱”，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存在有“普遍的散漫与无组织的现象”。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的路线有清晰的了解，在最短期内克服这种现象。”共产国际的2月来信，中共中央在4月才收到。中共中央对国际的训令表示完全接受，中央政治局专门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于5月15日通过了《中央对于国际二月八日关于中国党应针对目前形势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的训令的决议》，认为国际来信的指示，“足以成为中国党目前主要工作的方针”，“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正确领导”。
为了总结党在“六大”后一年来的工作，以解决目前党的许多斗争策略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29年6月25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六届二中全会。周恩来、罗登贤、向忠发、关向应、项英、卢福坦、徐锡根、周秀珠等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列席会议的有贺昌、张金刃、吴雨铭等6人。会议听取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听取了关于政治、组织、农民、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政治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告柏林无产阶级书》、《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家属书》及《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等文件。
全会认为，一年来中央政治局“在总的工作路线上确能依照六次大会的精神，正确地应用六次大会所规定的策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一方面证明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央能将大会所规定的原则，在实际斗争中正确地运用。”但是，全会指出：“中央过去有时对于政治事变的应付迟缓”，对于政治形势的分析虽然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有些问题的解释上“不免有过于机械或过分估量的毛病，致引起一些同志不正确的政治观念。”全会还认为中央还少工作上的积极指导，反帝运动注意得还不充分。
全会同意中央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所采取的主要是反对右倾的路线，同时防止“左”倾的情绪。同意中央指出的最近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活动，应引起全党的严重注意。全会要求中央“今后需多向全体党员群众说明反对派理论上反布尔塞维克的路线，指出反对派分裂党分裂共产国际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状”。
全会根据党的总路线和目前政治局势，确定了以后斗争的路线与策略，提出了加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建立和扩大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等15项政治任务。为完成上述15项任务，全会提出了党的主要策略路线是：1．争取公开活动，同时应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2．坚决地同党内右倾思想作斗争，以防止其发展。3．也要注意防止“左”倾盲动主义与急躁情绪的危险。
全会指出，一年来党在组织上“已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已将党从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并已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同时还指出党在组织上与工作上存在的弱点与缺点。全会规定了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全会坚决反对党内不正确的组织观念，并主张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活动。
全会强调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党必须加紧宣传工作，积极与以往的弱点斗争，方能适应目前革命形势的需要”，“忽视宣传工作，是党在全部工作上一个大的损失。”
全会还规定了今后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与策略路线。
全会还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开除王藻文中央委员和开除王仲一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补选恽代英等为中央委员。
会后不久。7月9日发出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号》，向全党对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与精神作了系统简要的说明。
六届二中全会基本上坚持了六大的路线和策略，对于今后的政治策略、组织问题、职工运动的任务与方法，都作了更实际更周密的指示，对于全党进一步贯彻六大路线，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党内工作的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它的最大缺点是，错误地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特别危险的倾向，从而忽视并助长了党内“左”倾危险的抬头。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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