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语罕与国共要人的交往

高语罕（1887—1947），安徽寿县正阳关人。他是中共早期建党建团建军的先行者，曾起草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又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曾起草国民党二大宣言，任职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与国共两党的高层有着密切的交往。

陈独秀·李大钊

高语罕和陈独秀是安徽同乡，比陈独秀小8岁。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高语罕就参加了陈独秀创立的“岳王会”外围组织“维新会”，亲睹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亲历熊成基等发动的马炮营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孙毓筠就任安徽省都督。陈独秀出任都督府秘书长，高语罕出任青年军秘书长，两人时常在青年军总军监韩衍家中聚会。韩衍遇刺后，高语罕冒死收尸，随后赴日留学。

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高语罕和陈独秀潜住上海，时常商讨对策。后因无法在上海呆身，两人先后潜往日本。陈独秀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高语罕与当时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也参与其中。李大钊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世凯，组织政治经济学会从事研究，高语罕也经常参加这些活动。

1914年，高语罕回到上海，与陈独秀长子陈延年等组织安徽旅沪同学会，还创办了一个专门收养教育革命党人子弟的学校。次年，陈独秀也回到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从第2卷第1号改名为《新青年》）。李大钊在回国后参与《新青年》的编辑，高语罕先后发表《青年之敌》、《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岛茹痛记》、《芜湖劳动状况》等多篇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

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上海和北京相约建党。高语罕先是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据张申府回忆， “北京第一个发展了张国焘，以后又发展了高语罕”。同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张国焘回忆，陈独秀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的老友著名学者高语罕那时正在安徽教书，是最先响应的人”。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了全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创办了外国语学社。高语罕推荐他在芜湖五中任教时的学生蒋光慈、吴葆萼和韦漱园入学。

1922年2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平民女校，教师阵容强大：陈独秀教社会学，高语罕教语文，邵力子教古文，陈望道教作文，沈雁冰（茅盾）教英文，李达教马克思主义理论，柯庆施教算术。学员有王一知（施存统夫人，后为张太雷夫人）、钱希均（毛泽民夫人）、王剑虹（瞿秋白夫人）以及著名作家丁玲等。当时，教员中只有高语罕住校，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是在高语罕寓所对面李达寓所召开的。

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高语罕作为代表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会议。不久，陈独秀被免去总书记职务。1929年12月，陈独秀和高语罕等81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主张中国革命的失败，责任应完全由共产国际承担等。随后，陈独秀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高语罕的组织关系在中共春野支部，支部书记是时在日本的学生蒋光慈，支部成员有他亲自发展入党的原芜湖五中学生钱杏邨（阿英）、李克农等。学生们表决开除了高语罕的党籍，又很有人情味地为老师送行。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狱中，陈独秀经常与高语罕（化名王灵皋等）通信，高语罕多次给陈独秀提供书籍及日用品。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释放出狱，高语罕从香港赶到南京看望。形势日紧，两人先后入蜀，期间高语罕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胡宗南和戴笠，曾受蒋介石委托经高语罕联络探望陈独秀。

1942年3月21日，陈独秀抱病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对抗战的前景表示悲观。高语罕等不赞同陈独秀的观点，有人甚至在集会上发表演说，痛骂陈独秀是“大汉奸”、“民族败类”。陈独秀听说后，气得吐血，病情加剧。又听人挑拨说是高语罕在背后指使，一气之下宣布与高语罕断交。5月23日，高语罕去陈独秀家探病，陈不理睬他。

5月27日，陈独秀病逝。新闻界大都保持沉默，仅《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简单报道了一下他的死讯。陈独秀生前好友和学生在重庆的很多，对陈独秀死讯置若罔闻。反倒是与陈独秀未有一面之缘的董时进，汇稿费500元给高语罕，托他转交陈独秀夫人。佛学家欧阳竞无、原国民党要人陈铭枢等也托高语罕转致哀悼。

6月1日，高语罕参加了陈独秀的葬仪，送了一幅挽联：“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还作了一首白话诗：“独秀！你死了！独秀你死了！有些人在暗中狞笑，有些人在暗中泪落！有些人如失导师，有些人虽然是你的朋好，却不得不装着不知道！但是，我想你临去的一刹那，该都一一地料到，没有话说，只有报之以微笑！”

6月4日，高语罕在《大公报》上发表《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独秀临死的一两年甚至前几个月，对于家庭骨肉，虽然表示一些‘婆婆妈妈的’神气，但他对于世界人类的前途的信念和乐观，始终一样，毫未动摇，这是我可以证言的。最后，我要说：‘独秀并没有死！’至于他晚年的思想是怎样的变化呢？我觉得曹聚仁先生下述的一句话说得对：‘他至死还是一个正统派的共产党’。”

毛泽东·朱德·叶挺·叶剑英

1922年8月，高语罕赴德国留学，与朱德同住哥廷根，每个周末都要聚一次。在高语罕的眼里：“朱德的为人，你若看他那个样儿，简直是一个乡下佬。他不轻于说话，文字也很平常，一般的学识，自然他也没有机会预备。但他有一个特性，也可以说军人的脑筋—单纯。他对于政治经济的理论知道得很少，但他只要明瞭其中片言只字的真理，便奋力在实行，并且生死不渝。” “他（史叔隐）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之加入共产党及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

1926年1月，高语罕作为国民党留德支部代表，同李大钊、毛泽东等参加国民党二大。因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进行坚决斗争，而与张国焘、毛泽东、于树德在大会中被称作“四金刚”，其后又加了恽代英，称为“五虎将”。在国民党二大上，李大钊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候补中央委员，高语罕当选中央监察委员、常委。

随后，国民党召开第13次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多年后，毛泽东向斯诺回忆建党初期的情况时还不忘高语罕：“在德国也组织了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1927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前夕，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组织特别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最高指挥机关是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等组成；最高执行机关是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等组成；宣传委员会由高语罕等组成。随后，高语罕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4月18日，武汉政府任命刘伯承为暂编第15军长，高语罕为第20军党代表兼四川党务特派员。沈雁冰接任总主笔职务。20军党代表本为朱德，此时朱德应老同学朱培德邀请去南昌任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因时局变化，高语罕赴任途中折回武汉。6月中旬，国民革命第4军军长兼第11军军长张发奎因讨伐段祺瑞奉军有功，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高语罕的关系比较近，特聘高语罕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

7月15日，汪精卫政府公开“分共”。中共中央领导人纷纷离开武汉到九江，酝酿发动南昌起义。张发奎的军队预备回广东，高语罕也随同第4军军长黄琪翔在半秘密状态下赴九江。第4军军部设在庐山脚下甘棠湖心烟水亭中，这里相传是三国时东吴周瑜的水军都督府。烟水亭四面皆水，进出皆须坐木划来往。高语罕同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就认识，他俩每天傍晚划船作戏，有时诗兴大发在烟水亭壁上题诗，有时把船荡在湖的对岸芦苇深处，一泅入水，游个半天。

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黄琪翔邀请第20军军长贺龙、第11军副军长兼师长叶挺到庐山开会，准备夺他们的兵权。叶剑英闻讯告知叶挺。叶挺同高语罕也熟识，高语罕在芜湖工读学校时的学生曹渊和孙一中，在北伐时就是时任第4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的营长。

7月25日，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一只小船上，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叶、贺不上庐山；部队乘车开到南昌；叶挺部队明天开，贺龙部队后天开，贺龙的车先让给叶挺。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叶剑英晚年多次谈到“小划子会议”，一次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个人，有叶剑英、叶挺、贺龙、高语罕，还有一位不肯定。后来又告诉萧克说：“是廖乾吾。我、叶挺、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

7月27日晨，张国焘到达九江，传达头一天中共中央常委研究的暂缓发动南昌起义的决议。高语罕等坚决反对推迟起义时间。7月30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在庐山开会，严令贺龙、叶挺将部队撤回九江，通缉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等。叶剑英派人星夜下山，到烟水亭向高语罕报警。接得叶剑英密报，已是7月31日凌晨两点。高语罕立即逃走，清晨即乘车赴南昌。到了南昌，高语罕立即给叶挺打电话，叶挺让他马上到司令部。高语罕去到一看，周恩来、朱德、谭平山等都在，这时已是7月31日深夜。

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后，朱德升任第9军军长。高语罕任革命委员会秘书，起草了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和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均刊登在《民国日报》上。起义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立即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高语罕随军南下，他同谭平山、林伯渠、方维夏、徐特立、廖乾吾、姜济寰和彭泽民八人年岁较大，被称为军中“八仙”。高语罕一路上生病，因叶挺11军军部伙食极差，转到贺龙20军军部。到汕头后，高语罕奉周恩来之命赴香港，争取已到广州的张发奎和黄琪翔。联络未果，高语罕就隐居在澳门向中共中央写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11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对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等分别给予批评和处罚，并要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遭到陈、谭、高拒绝。

抗战爆发后，高语罕从香港回到南京。他听说此前朱德到南京时，旅京留德同学开会欢迎朱德，朱德说“大家都到了，只缺少老高。”高语罕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十年不见的叶剑英。高语罕觉得，“我们的政治意见在某些地方虽不能一致，但我从心眼里面承认叶剑英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而又不热衷于荣名的革命军人，一个极有希望的革命军人！”

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于右任

1921年10月，高语罕作为安徽教育界代表，在广州开全国教育会时与汪精卫时常接触，但私人之间并无深交。到了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时，高语罕在会上发言很多，引起了以“左”派领袖自居的汪精卫的注意。国民党二大由汪精卫报告政治及廖仲恺案，蒋介石报告军事，推汪精卫、邵力子、高语罕起草宣言。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被任命为改组后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俗称黄埔军校）校长，邓演达被任命为教育长，陈立夫被任命为军校秘书，高语罕被任命为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高语罕在军校里深受学员们的喜爱和尊敬，聂荣臻曾回忆，高语罕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之一。同时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高语罕直爽、尽职。有一次开会，蒋介石吩咐在桌上摆了许多精美点心。高语罕当面批评蒋介石说，开会又不是请客，何必如此浪费，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

在黄埔军校，高语罕同张治中是安徽同乡，私交甚好；同邓演达在德国时感情颇佳，堪称密友；同恽代英早在安徽时就熟识。高语罕和邓演达、张治中、恽代英四人被蒋介石称作“黄埔四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排挤汪精卫，诬陷打击共产党人，高语罕被迫辞去政治主任教官职务。有一天早上，高语罕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碰见秘书长林伯渠。林伯渠让他到广州大学反段（祺瑞）示威运动大会上去作演讲。高语罕对学生们提出，“我们不但要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并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蒋介石听说后，遂下令驱逐高语罕出广州。高语罕在陈延年等安排下离开广州赴上海，临行前写下了《四月七日夜轮泊黄埔》诗：“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

1927年初，高语罕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即发表《“反对”与“打倒”》、《这叫做“亲善”》等社论，列举了蒋介石制造南昌、九江、安庆惨案罪行，猛烈抨击蒋介石，呼吁打倒蒋介石，被誉为“武汉反蒋的三尊大炮”之一。汪精卫公开“分共”的时候，高语罕发表了给汪精卫的一封公开信，说他只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一碰到实际政治的紧要关头，便要动摇。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和高语罕同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常委，开监察委员会时常见面，也曾到汪精卫家中用餐。至此，高语罕同汪精卫的关系便是彻底的决裂了。

此后，面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和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双重通缉，高语罕遂长期隐居上海，后移居香港，坚持信仰埋头著译。他先后编译了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辩证法经典》、《理论与实践——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康德的辩证法》、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和费希特《知识论》、《费希特的辩证法》等著作三十余种。在上海隐居期间，有一次，高语罕在路上被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看见了，连忙想逃走。陈立夫遥遥呼喊：“高先生，你放心，我们虽然主张不同，友谊还是很好的！”二人接谈之下，陈立夫晓得高语罕生活状况不好，于是对他加以资助。

抗战伊始，高语罕结束隐居生活，投身抗战。先后到张治中、张发奎军中准备效力，但因蒋介石的阻挠，二张均不敢任用高语罕。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立夫约高语罕谈对抗战的看法，高语罕陈述了应全民抗战的主张，表示自己不愿见蒋介石以求得官职，而愿以平民的资格，用一点一滴的力量，在社会方面参加抗战的活动。

1938年初，高语罕黄埔军校时的学生、时任第17军团军团长兼第1军军长准备参加武汉会战的胡宗南用飞机把高语罕送到重庆，但是仍由于蒋介石的阻挠，高语罕为抗战做事的愿望落空。

抗战胜利后，高语罕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时论，表达对时局的意见。他在1945年10月7日《新民报》社论中说：“吾人敢正告国人曰：团结谈判希望不大，内战似难避免。即勉强妥协，其为时也亦必至暂。斯言虽苦，却将成为历史真理！”这时抗战刚刚胜利，高语罕即作出天才的预言，这为后来的事变所证实。

1947年春天，高语罕在南京患胃癌卧床不起，由学生送入中央医院。4月23日晨，高语罕病逝，身后凄凉。时人惋惜 “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立即赶去吊唁并发起组织追悼会。原上海大学同事于右任题写了“高语罕之墓”，葬于南京花神庙。同年《民主与统一》刊登了《悼语罕先生》：“语罕先生和他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一样，都由于为真理而奋斗，过的是极困苦的生活。”“他今天虽然逝世，他的精神继续活着。凡为人民利益及真理奋斗的青年，都应以高先生的人格为榜样，中国才能达到自由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