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头几年，是中共思想和组织的重要孕育期。近些年来，这段历史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一系列重要史事和人物的研究日趋客观、全面——
中共早期组织,专指中共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在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及在法国、日本成立的八个早期组织。近年来随着研究理论、方法、视角的不断创新，特别是党史研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倡导，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新看法，现择要综述如下：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新看法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往研究基本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
近十年出现了一些新看法，尤以胡绳为代表。他认为：双方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问题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侯且岸认为，胡适反对的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偏向纸上的学说。李大钊以一种调和的理性态度同胡适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次理性讨论，其客观结果是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志田从更广阔的视角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认为五四前后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成为时代的共同点。在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的这一焦点问题上，当时相当普遍的人都倾向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而根本解决不一定意味着就是革命。争论的后续效应就是导致“实行”之风的凸显，使得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原具包容性的团体逐渐走向尊奉单一“主义”的组织，走向“行动的时代”。刘志光通过对“五四”前后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研究，认为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环节，中国革命可以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些看法对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对社会主义论战的再审视
近年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力求从实际出发，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胡绳认为，梁启超、张东荪的意见“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中国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人实际上并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驳倒梁、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他们把资本主义完全看做坏东西，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消灭；他们认为在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实际是空想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也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大障碍，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正确的。黄修荣充分肯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他们对争论的主要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明确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即由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缺乏科学认识，他们不懂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从而不能正确地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步骤。
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再探讨
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长期以来尽管缺乏第一手文献资料的证实，但基本上成为党史学界的“定论”。
石川祯浩对此进行了质疑，认为这一说法的源头是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录，而且这些回忆前后不一，更奇怪的是从1919年年底到1920年年初的这一段时间，高一涵实际上并不在北京，而远在日本东京，无法现场参与这一过程。因此，“这样的主张显然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止戈也质疑高一涵回忆的真实性，并考证了陈独秀离京抵沪的时间、李大钊在天津出席会议之事。萧超然则从高一涵同李大钊的关系、回忆的历史环境等方面分析了高一涵前后回忆不一致的原因，对高一涵的回忆持肯定态度。吴家林从其建党思路及其背景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南陈北李’筹建共产党和李大钊领导北方早期革命运动是不可争辩的史实。而‘推进社会改革事业，为人民谋利益’是李大钊组织现代政党的根本目的。”
对《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者的再考辨
关于《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党史学界一直普遍的看法是上海的早期党组织或者直接认定为陈独秀所写。冯铁金通过史料文本分析、思想观点比对研究，认为《宣言》是北京早期党组织的文件，而且出自李大钊之手。其依据：一是《宣言》所秉持的“经济现象为最重要”的观点出自李大钊，陈独秀此前没有这种观点；二是《宣言》热烈宣扬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李大钊在五四前后始终倡导的问题，但这为陈独秀所贬低，认为多是空谈；三是《宣言》阐述了十月革命的重要意义，这是李大钊多次高度赞扬的，陈独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却一直很低；四是《宣言》明确阐述了实行“（总）同盟罢工”的观点，这是李大钊一直关注的问题，而陈独秀此间从未提到过此问题。作者立论新鲜，但准确性有待检验。
对共产国际“革命局”的再认识
关于共产国际档案记载的“革命局”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近十年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意见：一是以谢荫明、任武雄为代表，认为各地的革命局并不等于各地早期党组织，而是“俄共（布）在华直接建立的组织”，主要由俄共（布）党员组成和领导。上海革命局实际上是由魏金斯基直接领导的、和陈独秀等少数几个上海党组织领导人及主要骨干的联络、协调机构。北京革命局实际上是鲍立维代表俄共联络李大钊的机构。二是以田子渝为代表，认为是“包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随着同盟的解散这一机构也就消失了”。三是以李丹阳、刘建一为代表，认为上海革命局是共产国际临时机构——东亚书记处下属的、具体负责中国革命运动的机构，即中国革命局，各地的“革命局”只是上海“中央局”的分支机构，其性质是共产国际在华一级机关，其主要任务是“促进中国各种进步力量联合展开革命活动，并推动和指导在华建立共产党。”
身份复杂人物的研究开始回归学界视野
近十年来，人物研究在方法上逐步突破成规，视野日益开阔，评价更加全面、恰当、客观，取得了丰硕成果。一些身份背景较为复杂、与中共早期组织创建又有较紧密关系的人物开始回归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如对张国焘、张申府等早期党员以及胡适、戴季陶、邵力子等对中共早期组织创建有过贡献的国民党人物的研究。
关于张申府，李惠芬认为，张申府是“马克思主义和先进科学文化的重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重要创始人”。方宁认为张申府在新文化运动和中共创建时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共创建史上不应忽视的重要人物。
关于张国焘，肖甡主张应当客观评价其在建党初期的作用，认为他是“南陈北李”酝酿建党的联络人、北京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出席并主持了中共一大，还领导了早期工人运动。
关于胡适，张玉菡认为，作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的友人，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在思想理论上和人才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条件，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培养了后备力量。同时，发起“问题和主义”之争，促进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关于邵力子，祥钧认为他在20世纪初高举《觉悟》大旗为社会主义呼号，参与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虽未正式列入一大代表名单，但起草了一大文件，参与一大召开的联络和总务工作。
关于戴季陶，信洪林认为，戴季陶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启蒙工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李田贵、赵学琳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部分国民党人参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原因，认为当时这些国民党人的选择对于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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