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杰出的科学家代表 “三钱”成绝响

    “三钱”即钱学森(1911—2009)、钱三强　(1913—1992)、钱伟长(1912—2010)，中国杰出的科学家代表。2010年钱伟长去世，“三钱”成绝响。

　　“三钱”这一称谓出自周恩来总理之口。钱伟长在2005年回忆说，1956年，周总理召集一批专家制定未来的科学规划。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钱伟长提交的科学规划中包括原子能、导弹、航天、自动化、计算机和自动控制等。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建议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在参加讨论的400多人中，只有搞原子能的钱三强和搞航天的钱学森支持他。钱伟长说:“他们两个人帮我谈判，吵了一年多，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三钱”由此得名，享誉世界。

　　求学

　　钱学森1929年9月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6月考取公费留学生，次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冯·卡门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钱三强在7岁时，父亲钱玄同送他进了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等北京大学教授们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在童年时代就受到得天独厚的教育。他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同时还听本科的课程。吴有训教授的近代物理学、萨本栋教授的电磁学吸引着钱三强，两位学者的博学及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深深教育着钱三强。

　　1936年钱三强以优异成绩毕业，经吴有训推荐，钱三强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所长的手下做一名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严济慈的帮助下，钱三强于1937年赴法国留学，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指导下，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钱三强每天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学习，并不觉得辛苦与单调，反而感到特别的充实愉快。

　　为了使钱三强有更多的学习机会，约里奥—居里夫人又提议，让钱三强到其丈夫约里奥先生主持的法兰西学院的原子核化学研究所学习。这使钱三强受益终生。钱三强很幸运，能在两位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的教诲下学习、工作，使他很快进入了科学研究的前沿，还使他亲眼目睹了一次伟大的科学发现——核裂变，并且做出很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钱伟长，江苏无锡人。1931年毕业于无锡市第一中学，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九一八事变”后，钱伟长决定转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被其诚意打动。钱伟长通过勤奋学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跟随导师吴有训做光谱分析。

　　1940年1月，他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跟随导师辛吉研究，完成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爱因斯坦看后，感叹道:“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1942年钱伟长获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1942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美国国家喷射推进研究所，钱伟长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实验，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被国际上公认为该领域的奠基人。

　　成就

   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20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在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领域，钱学森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

　　1949年，他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及固体力学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揭示了可压缩边界层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并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53年，钱学森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1956年初，钱学森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1962年，他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钱学森在系统科学深入发展的基础上，结合火箭、导弹系统工程的实践，会同一大批学界同仁，经过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独创地提出了开放的发展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并把它应用到中国发展面临的复杂性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钱三强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曾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晚年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

　　钱三强早年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在“核裂变”方面成绩突出，是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的倡导者。为了研究一种扩散分离膜，由钱三强领导成立了攻关小组，经过四年的努力，研究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这个攻关小组同时还成功地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成功地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他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作了合理解释，深化了对裂变反应的认识。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

　　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

　　钱伟长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就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等。

　　1972年，由周恩来亲自点名，钱伟长参加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1980年，钱伟长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1年担任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

　　情 怀

　　1950年，在美国的钱学森努力争取回祖国。时任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通过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不惜用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

　　钱学森自1958年4月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1965年，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和规划，建议把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在实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中，钱学森在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上贡献了智慧。

　　1945年，欧洲的战事已近尾声，国内抗战胜利的曙光在望，在法国的钱三强对自己心仪已久的老同学、身在德国的何泽慧发出一份简约至极的求婚信:“经长期通信，向你提出求婚。如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请回信。”何泽慧以同样简练风格答复:“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1946年春天，何泽慧离开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来到了钱三强在巴黎的寓所，随身只带一只小箱子。与钱三强结婚后，何泽慧顺利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与钱三强成为同事。他们在居里实验室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这一项战后新的重要科研成果公布后，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由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和她的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主持，故在当时西方报道中，称赞何泽慧与钱三强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8年夏天，钱三强从法国回国。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他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研究，为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发展，特别是建立和健全学术领导，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组织和协调重大科研项目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伟长于1946年5月从美国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8年受钱学森之邀准备去美国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但终因其拒绝放弃中国忠于美国，未获得签证，而未能成行。其间他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我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专著《弹性力学》，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和教学的领军人物，为我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后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钱伟长1956年参与制定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他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

　　1957年钱伟长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中，对清华大学的教学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大辩论，而成了备受打击的对象。1957年6月，被打成了“右派”。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建议保留他的教授职位，但他那时已经没有上课的机会了。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一年，后下放至农村，其间他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1964年他曾独立推得广义变分理论，投递给《力学学报》，但因当时他的身份问题而不予发表，直到1968年日本鹫津久一郎于《弹性和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书中才提到类似理论，而直到1977年钦科维奇的《有限元法》一书中明确论述后才为人们所熟知。

　　1968年至1971年被下放到北京特殊钢厂炼钢车间劳动锻炼。炉前工用的铁棒足有52公斤重，一般人是拿不起来的，钱伟长同样也拿不起来，但他发挥了自己懂力学的优势，把铁棒的一头放在一个和炉子一样高度的铁架子上，再去另一头把铁棒按下去，这样就拿起来了。工人们试了后都说好，于是就在10个炉子前都做了铁架子，钱伟长一时成了发明家。

　　1983年邓小平亲自下调令，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并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钱伟长以教育家独有的眼光和魄力对上海工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了拆除“四道墙”，即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1994年，上海工大和原上海科技大学、原上海大学和原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任为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在担任大学校长的27年里，一直是一名“义工”，没拿学校一分钱，也没有自己的房子。钱伟长经常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在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涉及很多方面，可谓“多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