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弈明(安徽)
1959年,毛泽东视察济南,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陪同毛泽东去郊外参观一座寺庙中古人留下的墨迹,由此两人谈起了书法。毛泽东说:“我练字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城以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
毛泽东把自己的书法分为4个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方便研究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可合为一个阶段。理由如下:一是毛泽东的书法与他从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完整的阶段;二是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的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如果把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或阶段,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三是从建党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毛泽东书法墨迹中几首诗词,虽然是那个时期作的,但都是解放前后重新书写的,已经超出了那个时期的书法水平。所选的几封书信、文稿、题词,从书法的角度看,与1938年至1949年间的书体、书风则没有太大的区别,因而可看作是探索时期的前期作品。
由此,我认为毛泽东的书法可分为3个时期(阶段):第一个时期为循古筑基时期,即1921年以前;第二个时期为探索风格时期,从建党至新中国的成立;第三个时期为登峰成体时期,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晚年。下面我们就按照这3个时期,来寻觅毛泽东书法实践的足迹,探讨“毛体”的形成历程。
第一个时期:循古筑基(1902年至1920年)
毛泽东诞生于1893年12月26日。他8岁时就被父母送进韶山私塾读书,之后又先后转读6所私塾,共读了6年,这就是毛泽东自己概括的“6年孔夫子”。这6年中他除了读好国学启蒙经典书籍以外,就是学会用毛笔写字。
毛泽东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文家生活,文家文化氛围甚浓,亲戚中不少人有古文功底和书法基础。长毛泽东9岁的表兄文运昌,毕业于湘乡师范,任过小学教师和中学庶务,古文和书法功底都不错。毛泽东在外婆家读书、写字,均以表兄为师。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也懂古文、书法,对毛泽东的成长极为关注,连书法大字范本,都是他亲笔书写。毛泽东少时接触的古代名人法帖,大多是在文家见到的。
这期间,毛泽东虽有2年休学在家,但却没有荒废学业。他白天下地劳动,晚间读书,为父亲记账,对毛笔字书写兴趣越来越浓,书法基础也打得更加扎实。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进了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读书。他的入学文章《言志》,是以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书写在十行纸上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书风对他的影响。这篇文章很受该校国文教师袁仲谦的赞赏,并破格录取了这位异乡学生。在这所学堂里,毛泽东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思想的政治启蒙。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一本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到日本后刊印的《新民丛报》合订本,读了又读,并在《新民说》“论国家思想”处,有感而发,写了一段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这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墨迹,当时学校师生已经戏称毛泽东的字为“兰亭体”了。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5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四师范后来合并到第一师范。从此,毛泽东开始了求学和革命实践道路上重要的一段历程,他的书法也正是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当时在湖南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有一批国学、西学功底颇深的教员,如杨昌济、王季范、徐特立、袁仲谦、方维夏、黎锦熙等。校内学风甚浓,对学生的学业也要求极严。以书法习字为例,毛泽东所在的本科第一部从预科到本科一、二年级,每周有习字课2节,并规定:“习字科多习正楷”,“务求劲端秀丽”。“矫正执笔、运腕及各种姿势”。“购备碑帖,宜习隋碑”。“下笔不可率易,务求使转分明”。一师的课外学友会,也对书法有明确要求:“凡楷书、行书、草书等普通书法必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书法基本功训练。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他几乎天天练碑帖,书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现在的湖南一师还保留着1张毛泽东1915年2月24日的“还书便笺”,用笔严谨,又有开拓,可见他那时已经有了相当功底。
毛泽东十分推崇老师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养成了读书记笔记的习惯。他当时记的笔记很多,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本,是一个9行直格本。前面是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被把他题为《讲堂录》。这个本子是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是随其他笔记本一起存放在韶山老家的。1929年,国民党政府到韶山抄他的老家,族人把他存放的笔记本和书籍点火焚烧。一位私塾先生看见了,抢出了这个笔记本,为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早期书法提供了宝贵资料。毛泽东手抄的屈原《离骚》为小楷手迹,多被书法理论界推崇,称其为:“工整秀逸,圆熟浑成。”“沉着痛快,磊落嵯峨。”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4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楷书行笔,大器苍劲,字字铿锵,力透纸背!
也是这年5月,与毛泽东要好的同学易永畦病逝。5月23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下40行五言古风挽诗:“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诗作墨迹。
1918年9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北京,在李大钊任职的北大图书馆里当了一名助理员。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经周世钊推荐,在一师附小任历史教员。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对他书法颇有帮助的良师益友孙佷先生。
孙佷是我国现代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当时,他受聘在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经常去听他的课,由此二人相识。孙佷写得一手好字,毛泽东曾登门求教。他告诉毛泽东要练好楷书,就要懂得章法,还从笔架上拿下一支狼毫,给毛泽东写下28个字:“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虚实、顾盼、错落、肥瘦、首尾、俯仰、起伏。”毛泽东把写有这28个字的纸条揣进口袋,从此认真琢磨,开始练起楷书来。平日批改学生作业和给朋友写信,写得都是一丝不苟的楷体,读书所作的笔记和书页天头所作评语,也都是写的蝇头小楷。
整体来看,毛泽东早期书法作品,是以楷书为主,亦兼有行书。有人根据一师提倡“宜习隋碑”,推断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受隋碑影响较大。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受楷书大家欧阳询影响最深。欧阳询是长沙人,唐初书法大家。毛泽东早年的墨迹,如《还书便笺》、《讲堂录》、《铭耻篇》、《离骚》、《商鞅徙木立信论》等,行楷相间,与欧阳询的楷书《九成宫》和行书《张翰思鲈帖》的用笔结体都有一脉相承的痕迹。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早期书法是学魏碑楷书,如毛泽东写给罗学瓒的明信片,是十分工整的魏碑楷书。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早年求学时期,其书法正是打基础之时,对前人的书法成就,广而纳之。清末民初,正是碑、楷盛行的年代,这些自然都会对毛泽东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个时期:探索风格(1921年至1949年)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28年是中国革命经过艰难探索直至取得辉煌胜利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对书法进行不断探索直至形成独树一帜风格的时期。
1921年至1936年是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毛泽东东奔西走,戎马倥偬,居无定所。这个期间,毛泽东几乎没有时间研究书法,现在能够找到的毛泽东手迹,只有少量书信和题词。如: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1934年1月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的题词;在反“围剿”时鼓励红军的题词;1936年10月5日致张学良的信;1936年11月2日致许德珩等的信;1936年致林彪的信等。从这少量墨迹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毛泽东的书法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所研习书体形式的束缚,展露出他追求个性化自由书写的心态。
1936年以后,红军长征结束,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其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坐领延安,相对有了稳定的住所和时间。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才像他探索革命道路一样,真正开始了他的书法探索。这一时期记载毛泽东书法的资料也多了起来。
1937年,一位青年作家把从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到的4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2卷,带到了延安。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把他引荐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相迎,待如嘉宾。青年作家十分感动,便从挎包中将那几件“宝贝”掏了出来,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正要伸手去接,不料,却被一旁的朱光抢先夺了过去,说:“见面分一半。”毛泽东不肯,最后在青年作家的调解下,两人各分一半,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据有关资料介绍,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还带着这本法帖,可见他对这本法帖的喜爱。
除了这本法帖,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些晋唐小楷等书帖,经常翻阅,心记手摹。有时也跟人谈论书法,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写我的体”。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和他的秘书师哲谈起书法时,说:“各个体我都研究过,各个体都有缺点,我都不遵守,我都看不上,我写我的体。”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把毛泽东的书法称为“毛体”的最早由来。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各个体“我都看不上”,不是藐视古人的书法,他看不上的只是各个体的“缺点”,不赞成对某一体的死临死摹。后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还说过另一段话:“学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有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这就更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倡导书法要学古人的精华,要胸纳万有,融古创新,走自己的路,写出自己的风格。
这一期间,毛泽东书法墨迹的数量颇为壮观,大多是为党和军队写的报告、文稿、命令、书信等。书写自作诗词并被人熟知的则只有4件。
……
(《党史纵览》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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