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

    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活跃在华中敌后战场的抗日武装，在武汉失守以前，新四军在长江两岸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在武汉沦陷以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新四军已成为华中地区抗战的主力军。新四军共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对付23万伪军，不仅牵制了日军向正面战场推进的兵力，而且限制了日军南进太平洋的规模和范围，支援了国民军和盟军的对日作战。在抗战中，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共47万余人，另有6万余名日伪军官兵投诚、反正。新四军先后光复国土26.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达4346万，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等八块抗日民族根据地。新四军从下山集中时的一万余人，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已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民兵自卫队960000余人。新四军为独立支撑大江南北半壁河山，夺取华中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抗日而改编为新四军

    “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陷，京（宁）沪又告危急，祖国半壁河山遭日军铁蹄践踏，亿万中国人民挣扎于死亡线上，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继绝的紧要关头。
    为挽救民族危亡，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后，在一些南方红军游击队跟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先后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基础上，经共产党多方积极工作，国民党终于接受了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统一的抗日武装的要求。蒋介石于1937年9月28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4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0月12日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的番号（1939年新四军军部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经叶挺、项英、陈毅等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磋商于南昌、武汉、南京、延安等地，改编工作积极进行。11月上旬，叶挺、项英先后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改编工作和请示新四军组建事宜。11月中旬，中央派叶挺到武汉着手筹建军部，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主席，曾山任分局副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主席，以加强对华中抗战的领导。项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率中共中央派往新四军的第一批干部，于12月23日抵达武汉，与叶挺会合，军部成立条件已经具备。12月25日在武汉召开了新四军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游击区领导人如张云逸、傅秋涛等，有刚从延安来的干部如赖传珠、李子芳等，有“筹备处”工作人员如叶辅平、朱克靖、沈其震等。叶挺、项英在会上讲话，分析了抗战形势，提出了新四军的任务。从此，新四军军部就成立了，并于翌年1月6日移驻南昌，进一步充实健全，迅速开展了工作。
    在军部成立前后，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兼）、高敬亭分别任第1、第2、第3、第4支队司令员。
    为使南方红军游击队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任务转变，项英、陈毅等分头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改编方针，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于是分散在南方8省40余县的红军游击队，告别家乡和亲人，下山集中，接受国民党军的番号，并经长途跋涉，先后抵达皖南歙县岩寺和皖西霍山流波疃整训。这时全军辖4个支队、10个团，共10300余人，有枪6200余支。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陈旧，但绝大部分指战员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保存下来的精华，是继承了红军优良传统的战斗骨干。
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配合友军作战
    1938年中，日军和国民党军集结重兵，进行滁州、武汉会战。新四军在皖南、皖西集结后，叶挺、项英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胜利。”新四军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毅然向敌后挺进。
    1938年4月初，新四军第4支队进抵皖中、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5月12日，第9团一部设伏于巢湖东南的蒋家河口，初战获胜。为配合徐州会战，第4支队挺进淮南铁路巢县至裕溪口段出击敌军，徐州失陷后，为牵制日军西犯武汉，第4支队主力大部移到合肥——安庆公路、合肥——六合公路两侧抗击敌军。先后在棋盘岭、花子岗伏击日军成功，破坏日军的运输补给。
    4月下旬，粟裕率先遣支队进入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接着，陈毅率第1支队进入苏南茅山地区进行游击作战，6月18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成功，毙日军土井少佐以下10余人，接着第1支队、第2支队夜袭新丰车站、袭击句容县城、伏击珥陵等，于是南京城郊机场、雨花台畔、麒麟门外、芜湖近郊官徒门伪军据点，都响起了新四军游击队的枪声。谭震林率第3支队进入南陵前线，与国民党军协同青弋江，后调铜陵、繁昌沿江地区作战。10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东敌后，在淮阳窦楼击毙日军骑兵林津少尉等10余人；稍后，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队向武汉外围挺进，为支援友军作战，在应山县余家店与日军激战获胜。
    1939年春，周恩来从重庆抵达皖南泾县军部，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并规定进军原则是：哪个地方空虚，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那里发展（《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05页）。为此，叶挺渡江北上，于5月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先已抵达江北的张云逸兼任指挥。接着整编江北部队，改由徐海东副指挥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以原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组建第5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部队挺进淮南津浦路两侧，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4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1939年夏，陈毅为贯彻“东进北上”的方针，一面派叶飞率第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进入京（宁）沪路东地区，突袭黄土塘，夜袭浒墅关，一直打到上海近郊的虹桥机场；一面派管文蔚率领的挺进纵队控制扬中，进入长江北岸的大桥、仙女庙地区；一面组织部队粉碎日军对茅山根据地的“扫荡”。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水西村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同时，叶飞部与管文蔚部合编成新四军挺进纵队，进至扬州、仪征、六合、天长等地发展，与第5支队打通联系。
    1939年，新四军游击支队继续东进，开辟豫皖苏根据地。11月，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并派干部和部队进入皖东北，与在这里活动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1大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会合，开辟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原局部署，1939年11月中旬，豫南、鄂东、鄂中人民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开辟豫南、鄂中游击根据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大江南北广大敌后地区战略展开的任务，威胁着日军占领的南京、上海、徐州、武汉等中心城市。
    1939年11月，刘少奇进入华中敌后，主持中原局工作，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提出积极发展苏北、坚决反摩擦、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江南指挥部鉴于国民党军冷欣部加紧压迫，遂率主力于7月渡江北上，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汇合，改称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进驻黄桥地区，粉碎日军的“扫荡”；10月，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对我黄桥地区的进攻，搬掉了发展苏北抗战局面的绊脚石。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12000余人南下华中，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稍后，彭、黄两部分别编为八路军第4、第5纵队，彭雪枫任第4纵队司令员，率部进军淮上，打击日伪军，控制淮河下游地区；黄克诚任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进军淮海地区，在高沟、杨口等地多次打击日伪军。在中共中央提出的“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自卫方针指导下，当韩德勤悍然进攻黄桥时，八路军第5纵队奋力东进，进占阜宁，直下盐城，于10月10日与新四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以北狮子口。
    两军会师苏北以后，为了统一指挥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经中共中央批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部总指挥部于11月17日在海安成立（23日迁盐城），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抵苏北前，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经过两年多的大胆进军和英勇奋战，到1940年底，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55000余名，开辟抗日根据地44000余平方公里，根据地内人口1400余万人，占华中敌后总人口的1/3以上，在敌后的86个县中，建立抗日民族政权的有42个。新四军已发展到将近90000人。

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

    新四军奉命挺进华中敌后，主动、积极地与国民党军队友好合作，协同作战，不断袭扰、打击、牵制日伪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曾受到国民党军官兵的普遍称赞和国民党最高当局数十次的明令嘉奖，更是国内外人士所同闻共睹的事实。
    但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却不给共产党以平等的地位，在华中地区处处限制新四军的抗日活动，企图借“统一”的军令、“政令”来削弱以至消灭新四军。为此，挑起了一系列的反共摩擦。1939年6月制造的“平江惨案”，杀害我新四军湖南平江留守通讯处的涂正坤、罗梓铭等6人；7月制造了“六和惨案”，残杀我6名伤愈归队战士、2名护士和八路军副官郜明征；9月制造了“鄂东惨案”，屠杀我新四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后方机关及中共黄岗县机关500余人；11月制造了“竹沟惨案”，袭击并残杀我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竹沟留守处和中共河南省委机关伤病残人员及抗属、无辜民众200余人；12月又制造了“镇江惨案”，国民党镇江县长屠杀我与敌激战转移中的战士3名，等等。对上述种种反共挑衅，我新四军一再忍让，只在退让无效而危及自己根本生存的时候，才采取严肃的自卫手段；一待对方退去，又继续以友好态度，力求再度实现抗战的团结。如在豫东对汤恩伯部，在皖东对桂军莫德宏部，在苏南对冷欣部，在太湖沿岸对忠救军俞作柏部，都采取这种办法，绝不开衅，绝不向他们进攻。
    1940年3月，国民党当局无理下令在江北作战的新四军部队，“全数移至江南”，遭拒绝后，又于10月下令新四军、八路军于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为顾全抗战大局，11月15日，毛泽东确定“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并对华中取自卫政策”，以“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并指示军部和皖南部队迅速北渡长江。
    1941年1月上旬，当叶挺、项英率军部皖南部队近万人，遵令北移，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陷入国民党军7师之众重重包围，一起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这样发生了。新四军北移部队除约2000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被害，损失惨重。国民党当局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宣称要把叶军长“交军法审判”，从而把第2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峰。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披露了事变真相，揭露国民党分裂民族团结抗战的阴谋，声讨蒋介石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新四军各部虽义愤填膺，眦裂发指，但均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大局为重，未采取任何报复及扩大事态的部署。”绝不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动摇自己对外抗战对内团结的方针，从而制止了内战危机，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陈毅：《皖南事变真相》，1944年8月）。

重建新四军军部，独立自主地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为了继续华中敌后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6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将新四军和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第1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2、第3旅，坚持苏中地区抗战。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第2师，张云逸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4、第5、第6旅，坚持淮南地区抗战。由八路军第5纵队编成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7、第8、第9旅，坚持苏北地区抗战。由八路军第4纵队编成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10、第11、第12旅，坚持淮北地区抗战。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13、第14、第15旅，独立坚持鄂豫边抗日阵地。由苏南部队编成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16、第18旅，坚持苏南地区抗战。由皖中和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曾希圣任政治委员，辖第19旅及挺进团，坚持皖南、发展皖江敌后游击战争。由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编成新四军独立旅。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表现了我党我军坚持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新军部的成立，表明新四军将继续高举抗日旗帜，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

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抗战，度过最困难时期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2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扩大，日本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急于稳定中国战局，巩固占领区，一手大力扶植汪伪政权，并竭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图迅速使其屈服；一手集中了64%的侵华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国民党当局在皖南事变后，继续执行驱逐新四军出华中至黄河以北的政策，不时乘日伪军向我根据地“扫荡”之机夹击新四军，面对日伪军和国民党的三方夹击，使新四军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境地。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咬紧牙关，度过困难”，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
    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同时，组成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兼任书记。在华中局组成前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按照战略区的划分，先后组成各地区党委、军区及所属军分区。5月中旬，华中局召开高干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统一对形势的认识。接着，军分会扩大会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提出建军的新任务。1942年春，华中局举行扩大会议，部署了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各项任务，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进行各项建设事业，以便积蓄力量，进行持久的抗日斗争。
    日伪军为驱逐和消灭占领区的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根据地，最常用的手段是集中兵力进行“扫荡”作战。因此，反“扫荡”作战便成为我敌后军民抗击日伪军、保卫根据地的主要斗争形式。1941年，淮南军民经两个月20余次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春季大“扫荡”。1941年7月，日伪军17000余人，对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在军部统一部署下，苏北、苏中军民紧密配合，在一个多月百余次反“扫荡”战斗中，毙伤日伪军3800多名，粉碎了日伪的“扫荡”。此后，苏中、苏北军民又积极粉碎了日伪的“清剿”。同年11月，第5师第15旅三攻侏儒山，全歼伪定国军第1师，击溃伪第2师及增援日军。毙伤日军100余名，俘伪军950余名。在苏南，日伪军3000余名于11月28日“扫荡”溧阳地区，我第16旅旅部在塘马被日伪军包围，经反复冲杀，终因寡不敌众，第6旅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旅政委廖海涛以下指战员270余人壮烈牺牲。
    1942年中，我苏中粟裕部经4个月的奋战，粉碎了日伪军对苏中的“分区清剿”。冬，我苏北黄克诚部、淮北彭雪枫部、淮南罗炳辉部，轮番与日伪军交战近百次，粉碎了对我洪泽湖地区的冬季大“扫荡”。第5师挫败了日伪军万余人对大、小悟山根据地的“扫荡”。
    1943年1月，华中局、军部转移至盱眙县黄花塘；第2旅南渡与第16旅在溧水合并，仍沿用16旅番号，王必成任旅长，江渭清任政治委员。这年春，日军对盐阜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在掩护凤谷村、车桥、曹甸等地韩德勤部，退入我淮海根据地后，我第3师在第1、第2、第4师配合下，击退了14000余名日伪军的“扫荡”，共毙伤日伪军千余人，俘日伪军780余名，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我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日伪军千余名的“回马枪”合击，全连英勇抗战，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日伪发现我军一部已南移苏南地区，又错误判断我军部领导机关已西移皖中地区，3月初，开始对我苏南地区连续“扫荡”，并两度奔袭皖中，后又回师苏中地区进行“扫荡”，但都遭到我沉重打击。至此，日伪军对华中地区大规模“扫荡”终以失败收场。
    在“扫荡”的同时，日伪军为把点（城市）线（交通干道）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又在汪伪势力的直接配合下，在华中策划“清乡”新阴谋，即以军事“清剿”、政治伪化、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综合手段，以图“以华制华”、“彻底整顿占领区的治安状况”。
    1941年7月至9月，日伪对我第18旅活动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实施第1期“清乡”。先以重兵分进合击，后在“清乡”区周围建立“隔绝带”，构成包围圈，再以特工人员破坏我抗日组织，遍设据点，常驻“搜剿”。我第18旅由于对日伪“清乡”特点认识不足，缺乏反“清乡”斗争经验，仍以反“扫荡”的办法对付“清乡”，致使我党政军遭受一定损失，日伪军“清乡”部分得逞，第18旅主力奉命北渡至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我军及时总结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分区转移的办法对付日伪的分区“清乡”，确定了隐蔽斗争和游击坚持相结合的基本对策，作了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以后在10月至12月的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反“第2期清乡”，和1942年1月至6月对澄锡武（进）和吴县、昆山部分地区反“第3期清乡”斗争中，就坚持了抗日阵地，保存了抗日力量。
    1943年，日伪除继续在苏南的镇江、金坛、丹阳、武进地区进行“清乡”外，还在浙江的庵东地区进行了试验性“清乡”，在湖北的孝感、黄陂、黄安、应山、汉川、应城、潜江等地进行了局部“清乡”，但“清乡”重点已经转移到苏中的第4分区了。苏中4分区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先后作战2100余次，毙伤日伪军及镇压“清乡”人员2400余名，争取了1700余名伪军和伪组织人员反正、投诚。但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新四军第1师指战员牺牲300余人，县、区、乡三级党政干部牺牲、被捕200余人，群众被杀1000余人，被抓60000余人，民房被烧掉5000多间，被抢掠毁坏财物难以数计。
    从1942年夏至1943年秋，我淮海、盐阜、淮北、苏中等地区军民，还采取破路、围困、拨点等多种形式，挫败了日伪军对我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蚕食”活动。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东南翼，1941年4月，日军占我浙、闽沿海地区后，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增派干部开展沪杭甬三角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由中共浦东工委派“淞沪游击队第5支队”分批南渡浙东，开辟三北（姚江以北余姚、慈溪、镇海3县地区）游击根据地。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后，中共浙东区委于7月成立，谭启龙任书记；“三北司令部”于8月成立，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辖第3、第4、第5支队。一部坚持三北地区反“扫荡”斗争，一部挺进四明山区。1943年4月，从伪军手中解放了四明山重镇梁弄，初步建立起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12月22日，根据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到1944年春，主力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10000余平方公里，先后建立了三北、四明、会稽、浦东等4个行政区和14个县级政权，为新四军进一步向东南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期间，浙闽沿海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游击武装，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抗日斗争。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华中敌后军民团结斗争，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到1943年底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

    1944年，日军妄图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失败，急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不得不从占领区抽调兵力加强正面战场进攻，从而华中各地日伪守备力量相对减弱。华中敌后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号召，一面大力开展整风和生产运动，从思想上、物质上为反攻奠定基础；一面对日伪军发动了攻势作战，恢复和扩大解放区。
    1944年初，苏中军民为打破日伪军的“扩展清乡”和“屯垦”计划，连续发动攻势，攻克据点17处。3月，粟裕率第1师发动了车桥战役，在叶飞副师长指挥下，经一天两夜激战，攻坚打援均获胜利。歼日军三泽大队长以下460余名（内俘中尉以下24名），歼伪军780名（内俘160余名），从此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的联系。苏北军民经过3个月的斗争，收复了1942年冬季日伪大“扫荡”时占去的大部地区。4月，黄克诚率第3师发动高沟、杨口战役，歼日伪军2100余名，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分区联成一片。3至5月，彭雪枫率第4师在运河与津浦之间地域，发动军事政治联合攻势，歼日伪军1800余名，收复泗县、宿迁、灵壁、睢宁之间大片地区。在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后，第4师主力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从8月开始，经4个多月的奋战，西进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在9月八里庄战斗中，彭雪枫师长不幸中弹牺牲，张爱萍接任师长。第5师一部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于7月底向河南敌后挺进，准备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新四军第16旅于8月下旬发起长兴战役，10月下旬发起溧（阳）南战役，解放了溧南地区。新四军淮南部队频繁作战，一年中攻克日伪据点38处，歼日军240名（内俘3名），歼伪军1200余名。新四军皖江部队攻克据点11处，歼日军77名（内俘4名），歼伪军820余名。我浙东部队歼日军180余名（内俘24名），歼伪军1200余名。
    新四军在1944年的攻势作战中，共对日伪军作战6500余次，歼灭日军4300余名（内俘130余名），伪军48000余名，攻克日伪据点570个，恢复了豫皖苏边和开辟了豫南、豫中地区，最后粉碎了日伪的“清乡”、“治安肃正”和“屯垦”计划，改善了根据地的斗争局面，掩护了整风运动和根据地建设。
    新四军响应中共中央在《1945年的任务》中发出的号召，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把日伪包围于城市与交通要道狭窄地区，为战略反攻作好准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了“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粟裕率第1师主力一部于1945年1月南下苏浙边区，会同第16旅，成立了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统一指挥苏南、浙东部队。从2月至6月，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不断进攻，在天目山地区进行了3次自卫作战，从而开辟了浙西10个县、100余万人口、100余平方公里的敌后新区，沟通了浙西与浙东的联系，基本完成了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新四军第5师为配合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华南敌后新区，于1945年1月与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部队会师于湖北大悟山地区，然后派第4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体学率第40、第41两个团配合南下部队，挺进湘鄂赣边。3月，攻克大幕山，俘伪军周久如部200余名。4月，在岳阳东南歼灭伪和平救国军第1师，俘伪军600余名，扩大了鄂南抗日根据地。4至5月间，进行豫西南战役，收复四望山抗日根据地。南下部队于8月底到达广东南雄县城西北的百顺，因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返，于10月5日与第5师再次会师。在这期间，第3师在苏北给予伪军孙良诚部严重打击后，4月发动阜宁战役，收复阜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第1师在苏中进行了三垛河伏击战，毙日军240余名、歼伪军1500余名。淮南、淮北部队击败了日军对淮河沿线的进犯，淮北第4师于7月收复了睢宁县城。从年初到8月上旬，新四军的攻势作战歼日伪军30000余人，收复县城7座和重要据点100余处。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掷下第1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军民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有效地配合同盟国作战。8月10日，我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战略大反攻命令；8月11日，延安总部接连发出6道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人民军队，肃清中国境内交通要道的日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中共中央提出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
    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不顾国民党的无理阻挠，向华中各地的日伪军发出通谍，限期缴械投降。8月中旬，新四军各部队就地向周围拒不缴械的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从8月10日至22日，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津浦沿线、鄂豫边区的反攻作战中，共解放县城17座，重要城镇200个，歼灭日伪军15000余名，取得全面反攻的初步胜利。
    为加强对反攻的领导，陈毅于8月下旬由延安返华中，任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华中局书记。从8月22日至9月2日日本签署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书这10天反攻作战中，新四军以小城市和广大乡村为目标，又解放县城15座，重要市镇220余个，歼日伪军12000余名，取得了战略反攻的重大胜利。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以后，反攻作战本可结束，但因蒋介石指令被我包围的日伪军固守待援，以作他进攻华中解放区的“内应”，新四军不得不发动武装受降作战。第3师于9月攻克淮阴、淮安，歼伪军第28师潘干臣部和吴漱泉旅，共13000余名。苏中军区和盐阜军分区部队于11月收复盐城，歼伪军第39师，俘师长潘子明以下3600余名；伪第4军军长赵云祥率6000余众投诚。新组成的华中野战军一部和苏中军区部队于12月解放高邮，日军独立第90旅团岩奇大佐率部投降，伪军第42师师长王和民以下3400余名被俘。经9月到12月的作战，新四军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全部日伪军重要据点，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4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打击了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动。
    新四军卓越完成民族抗战的历史任务后，为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江南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70000余人，于10月底撤移江北；第3师共35000余人于9月底10月初，调往东北。10月下旬，中原军区组成后，第5师番号即行撤销。新四军主力大部北调山东，军部由淮阴移至临沂并兼山东军区，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和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1947年1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投入到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中去。
    新四军在被日伪军封锁分割的华中敌后战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驱之不去，打之不烂，愈打愈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经百战而愈坚，历艰险而不衰，并取得最后胜利，原因就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创造性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在斗争中建设和发展革命武装。华中敌后战场的胜利，是华中敌后军民的共同胜利。这个胜利是与国内外的各方支援，八路军的紧密配合分不开的。同时，许多国际友人、华侨、民主人士，也都与新四军指战员一样，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作出了贡献。